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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播者吗？

余秋雨　：　取得了部分成功。为什么？我想台湾的读者能够感觉得到，香港的读者能感觉得到，他们本来由于政治原因和其它原因对中华文化非常隔膜，甚至有一点敌视。台湾有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吧读余秋雨》，他们所说的读余秋雨就是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是讲中华文化的凄凉，他们这一点能够接受，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能够接受，我想在这些领域里面传播是有效的。

还有年轻一些中学生、大学生他们可能对传统文化有一些阅读障碍，他们把我的书作为一种阶梯，开始对中华文化有另外一种感觉，这我觉得做到了部分。

但是我肯定不会做得非常好，比如像做到现在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来那么多别的声音，别的声音以后，我现在真是叫做害怕这些不好的声音针对我也罢了，如果是顺带者针对我所传播的极其美丽的中华文化了，这就不好了。如果只说你的这个文章不好，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我文章是在传播中华文化，一起一锅煮了就不好，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华文化，你以为在普及，结果普及了一种指责，明明是指责我的，结果把我的文章一起弄掉了，或者我把文章所传达的一些思想弄掉了，这个有点对不起了。这也是我后来不太想写的一个原因，希望网友能够理解。

网友：您在您的旅行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能总结一下这几十年的旅行中，对您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影响？

余秋雨　：　旅行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过去所研究的书面文化，这是一个前代人，或者是古人他们记述下来的学问。当文化要生根在现代，我们一定要直接面对，我提出概念叫文化现场，文化真实在碰撞，在发生着状态，叫文化现场。

古代的文化现场在我看来叫废墟，它也发生过文化，现在的文化现场就要到现场去看。大家知道一个人到现场和在书本当中了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已经成为废墟，你也应该到一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的出走，使得文化和今天的观感紧紧连在一起了，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它不是一个遥远的梦幻，哪怕是废墟也是现实，我看到的废墟，我会思考这个废墟产生的原因和它今后会怎么样，这是使遥远的文化现场化了。

后来使我停不得的原因是，我越走越觉得考察的重要性，所以我就从国内走到国外，从安全的地方走到不安全的地方，横比竖比，在现场当中知道中华文化优点和缺点在哪里。表面上我在伊拉克考察是巴比伦文化，巴比伦文化曾经比中华文化还要辉煌。我在对比这两种文化的立场，对比的时候它的终点不是巴比伦文化，终点是中华文化。很多读者不太可能去，用我考察的眼光记述下来，传达给读者，我想这样东西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做了不少事情。

第三个就是我不断地出去走，又把文化的探索和我的生命感连在一起了，这必须是要花力气的，必须是非常艰难的、非常辛劳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地方确实还有危险，把文化考察和生命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感觉，是与我过去书斋写作和大学讲堂里面讲课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对我学生说，趁你们年轻能多走就多走一点。文化在书籍里面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它处于一种发声状态，直接去面对。像欧洲很多考察者，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辉煌时期的那种从司马迁到李白这些人，浩浩荡荡走在路上来度过他们文化生涯相比较，我们中华文化要复兴，还真需要有很多人走在路上。

网友：您在旅行中是否遇到什么危险？

余秋雨　：在国内危险是小危险，这个遇到很多。大家知道年轻的朋友完全无法想象十五年前在中国旅行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坐飞机、坐火车非常容易，我这《借我一生》里面有点叙述，其实非常艰难，有的路段只有你一个人在走，而且只能走。我还写到，有的时候赶一个车，必须清晨赶早班一个渡船，也就是说你在黑夜当中必须走山路，走山路的时候我手上没有利器，我手上拿着一块石头，怕遇上坏人，对面也过来一个人，他怕我是坏人，我也怕他是坏人，他咳嗽，我唱歌，那时是这样的危险。

大危险是和凤凰卫视考察那段路，我们去的前几天天天有消息，外国人被绑架，然后发生警匪枪战，而且他们那很奇怪，警匪枪战一般都是警察失败。而且我们走后又传来消息，又有外国人被绑架，而且有多少当地人劝我们千万不要走了，我们还往前走。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到埃及的时候，我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