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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公开。 如果仍然找不到，他们可以自行裁处，我绝对不会要他们忏悔。 这样的方案，总算够愉快的了吧？ 但是，那天面对缠着白绷带、穿着旧制服的爸爸，我的心情发生了变化。 我怔怔地想，诽谤在中国，是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而不是个人事件。我个人可以宽恕诽谤者，但有谁来解救无数被诽谤者？按照常理，我是最不容易被诽谤的，因为我不属于任何社团机构，不跻身哪种代表委员，构不成和谁争权夺利，从不批判别人，从不参加争论，从不参加会议，还长期不在城市，不在国内，然而即便这样，还是遭到了那么多诽谤。那么，中国还有多少更有可能被诽谤而无处讲理的人呢？ 我细细回忆，当年我捧着一束白花站在爸爸的隔离室和叔叔的墓地中间，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当时，既不想报仇，又不想反击，更没有想到哪一天能够伸冤和平反。 最大的愿望，只想找到一个能够讲道理的地方。 我只想在那个地方说一句：事实并不是这样，你们也许搞错了。 那个冬天之所以寒冷，是实在想不出普天之下会有这么一个地方。因此，我只能瑟瑟发抖、缩肩跺脚。 没有地方讲理，也就使得那位从甘肃写信来的造反派头头，以及“文革”中的其他大批判干将，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讲理，也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多做人的道理。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他们最后终于皈服了一些道理，却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人生代价。 时至今日，能不能让他们的后继者们少付一些代价呢？那就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了。 我想，法院也许正是这样的地方。&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墓地和法院（3）

我找鲍培伦律师咨询。我问：“对于诽谤和诬陷，不作刑事案件起诉，而作民事案件起诉，有可能吗？” 鲍律师想了想，说：“有可能。但明明是刑事，为什么要违避？” 我说：“中国文人多数是法盲，不教而诛，马上把他们关起来，于心不忍。而且，要关的人不少。” 鲍律师点点头。 我又问：“诉讼请求中，能够只要求他们道歉，不让他们赔款吗？” 鲍律师奇怪地反问：“为什么？” 我说：“天下一切以毁人为业的人，总是贫困的。” “你又于心不忍了？”鲍律师笑了。 “对。”我说。 鲍律师说　：“仅仅要对方道歉，作为一个诉讼就太小了。现在社会上严重的案件那么多，法院要受理你这么一个连赔款都不要的案件，说不过去。还是要象征性地定一个赔偿数字。” “你定？” “我定吧。”他说。 我又问：“这样的诉讼，能让传媒不报道吗？” 鲍律师说　：“现在司法公开，不可能不报道。我们这方，也只有通过报道才能辟谣，为什么不？” 我说　：“就怕给对方造成太大压力。因为事实的真相是颠覆性的，他们承受不住。” 鲍律师说：“没有压力还打什么官司？” 我说：“我只想借着法官在场的环境，让他们安静下来，好与他们讲讲理。” 鲍律师说：“你打官司是为了使他们恢复理智？” 我笑了：“有点这个意思。” 鲍律师沉默了一会儿，问：“你想从哪一项诽谤开始起诉？” 我想了想，说：“先找与一九六八年冬天相关的诽谤吧。” “这个时间有特殊含义？”鲍律师问。 我说：“是的，前两天我见到了一套旧制服……”但这么一说把事情绕远了，不知怎么绕回来，因此就没有说下去。&nbsp&nbsp＇返回目录＇&nbsp&nbsp

墓地和法院（4）

这些年报刊上针对我的大量诽谤文章我自己当然不会一一去看，据广西的杨长勋先生查阅，里边好像已形成一种分工，一九六八年冬天这一段，主要被湖北的一位古先生包了。 这位先生比我年长，我没见过，但对他的名字有点印象。早在十多年前，那时我已经是正教授了，他好像还是讲师，寄给我一篇很长的论文，是他研究我的，高度评价我的学术文化成果，连我自己不满意的那些写于思想尚于解放时期的文章，也给予热烈赞扬，对此我很不适应。更不适应的是，他在附信中请求我把他的这篇论文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这不符合我的行为原则，就把论文退还给了他。 在这之后，还见过他夸张地颂扬我的文字，我都没有回应。没想到，他转眼已经站到我的对立面去了。 为了一九六八年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开始读他批判我的文章。 那个冬天的事情，我在本书第二卷第四章《冬天的斯坦尼》中已有详细记述。这位先生批判那个冬天的我，全部依据竟然是胡锡涛先生那篇称赞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