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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高道德原则的存在，中国古代对于自然民族的划分，也没有明显的利益前提，其他民族只要接受共同的道德原则，就可以成为一家人，在利益方面没有任何歧视。与此同时，如果因为客观原因，造成新的〃自然民族〃，如由于迁徙和交通不便而造成的〃客家人〃，虽然也与当地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冲突，但是，在共同的道德原则下，冲突和纠纷不至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客家人〃渐渐都与当地人融合在一起。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在合理的道德原则统领下，将利益的冲突尽量化解到最低程度。因此，不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很少用利益标准设置人为的障碍。这一传统的改变，是在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

对于义和团运动，人们有很多种解读。最常见的就是来自西方社会的解读，他们将义和团视为狭隘、愚昧的民族主义，因而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西方人对义和团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因为义和团的反抗目标，清晰无比地对准了洋人。由于洋人自认为代表先进文明和绝对正确，那么，反抗洋人就等于反抗先进文明和绝对真理。从结果上看，只有死路一条。然而，如果我们站在中国的立场，并采用与西方同样的国家利益标准，再来看待义和团，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合理性。19世纪后半期，中国遭受了一系列来自西方的欺凌，受欺负遭受严重损失的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利益被严重损害的共同体。当进入中国的西方人以他们的利益原则颠覆了中国的道德原则，这个利益受损共同体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在过去，他们可以呼吁青天，甚至可以示威造反，通过捍卫道德原则，来保障他们的利益。而当洋人操纵了整个中国，上述一切手段都失效了。当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的西方人还拥有〃治外法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多么无助。　txt小说上传分享

美国媒体，比我们更“爱国”（5）

靠清朝政府已经不可能实现保障他们利益的目标，他们只有靠自己。自己行动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符合西方标准的天经地义的行为。因此，1900年出现的义和团，实际上是在西方利益至上原则摧毁中国道德原则之后的结果，是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刺激下产生的中国较早的现代民族主义精神。而且，这一中国较早出现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前文讲到工业化对主权民族的塑造时，提到这样一个观点，越是利益趋于一致的群体，越是容易产生*的呼声。因此，当广大中国人，因受到西方的欺凌而成为一个利益一致的受害共同体时，联手反抗就是*的必然。义和团实际上就是中国人面对缺乏道德的西方人而出现的*革命。我们承认，义和团的手段比较天真，思维比较幼稚，但是，他们的要求天经地义。从个人主义和天赋*的角度说，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个*利。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义和团运动是在西方利益原则剥夺中国利益时，由中国百姓发出的保护自己利益的声音。虽然这一民族主义的热情还比较幼稚，但是，它的意义应该被肯定。批判义和团的人，如果不是外国人，他们能否告诉我们，除了反抗，还有什么选择？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久，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与此同时，〃中国〃的概念也浮出水面。此后数年间，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多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上述诸人提出的〃中华民族〃都是指汉族。孙中山当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也是受同一思潮的影响。今天来看，这一思潮的依据，确实是在自然民族基础上的狭隘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后，黄兴等人很快意识到，以自然民族构建的国家利益非常狭隘，于是，〃中华民族〃变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存概念，民国时期的一首国歌也以〃五族〃为号召。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地方官员，也以地方法规的方式，禁止商人和官文中出现〃大汉〃的字样。1917年，李大钊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明确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从理论上将〃中华民族〃涵盖到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阐述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自我认同的符号。〃五四运动〃后不久，梁启超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扩大为所有民族的共同体。他还富有远见地指出，西方社会自大航海以来，各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因此，要保卫中国不亡，要保卫中华民族不成为亡国奴，只有推行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