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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次对他的学生们说，日本军阀准备侵略中国已五十年了，他们的陆军、海军、空军都已相当发达，进入了现代化，我们两国的武器装备无法可比，一旦两国开战，我们的官兵在战场上几乎不能瞄准射击，我们的士兵还有许多人手中没有枪弹，只有挨打牺牲的份。前线牺牲完了，国民只能后退，退到最后再也无可退之地，亦无可用之兵时，便只有订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定，便是亡国灭种。我国现在能这样去拼吗？他的学生这才明白，政府不能这样玩光了的搞。委员长就是能深思熟虑、深谋远虑、忍辱负重啊。

蒋委员长接着说，在满人统治中国的268年期间，犯下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暴行，又大兴文狱，颁布了虐待汉人的种种法律，对我们汉人行施*。而日本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对朝鲜与台湾的*，比满人过之无有不及。不幸中山先生去世以后，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我的肩上，据我对自己与敌人的了解，我们不能打光就算完事了，我们不能辜负总理与先烈们、祖国与民众对我们的期望。我们肩负着民族危亡的责任。现在日本人凭借他们现代化的军队，在我们的国土上为所欲为，太多的人反对我向后撤退，而颂扬十九路军的英雄们那种自杀式的抗战行为。好多人陶醉在他们那种个人英雄主义之中，可是，我要让他们去前线，他们就不会那么想了，好多人又怨我让他们去送死。

我担点骂名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中国此刻更需要无名英雄来为国家实干、硬干、快干、苦干！我手上有中央军30万人，如果我的目标仅仅是去当一个让人敬仰的民族英雄，而不顾民族危亡的更大的历史性的后果的话，那我比他十九路军还要早就实现这个目标了。在朝鲜、在东北，我都可以以武力与日寇相争，也可以以身殉国。我认为个人的荣誉，比起国家的民族的利益而言，那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自己的声誉而牺牲国家、民族利益，那更是背叛总理和革命烈士的英魂！那样做，势必会将危机转嫁给我们的后人，这不是我蒋某人所选取的人生价值和方向。所谓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我认为更应以民族大业为重。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忍辱负重！一心一意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准备做对日的最后决战！

因此，现在我决不轻言对日本作战。只要和平未到绝望的时期，为了争取准备的时间，我决不放弃和平。那么，什么是最后关头与绝望时期呢？我认为就是敌人非逼我们订城下之盟的亡国时期。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蒋某人也将孤注一掷！

国民政府正是是遵照蒋委员长这一思想，确定了自己的方针政策的。对共产党想快刀斩乱麻，绝不手软；对日本人则一忍再忍。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又大举向长城各口进攻，北平、天津告急。驻守长城沿线的中国军队奋起敌抗。国军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坚决抗敌，关麟征的25师在古北口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给日军以重大杀伤。英勇的国军得到了国内民众的一致赞扬与声援。可日本关东军大举南下，中国军队后续不足，明显不敌，期待得到后方的大力增援。

可是此时，国民政府正忙于下大力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于是对日本人只得一让再让，于5月份，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权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它规定，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荒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日军可用飞机监督中国军队的撤退，中国方面要给予保护；划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线以南地区，为非武装区。这样以来，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及热河四省，并将察北、冀东大片国土拱手让给了日本人占领，使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进占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地区打好了基础。日本人吞并中国的目标又前进了一大步。蒋介石的这种做法，让亲者痛仇者快，引起了国内外民众与舆论的一片声讨。

1933年11月，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反蒋势力，在福建省发动兵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国内反对国民政府对日妥协的声浪高涨。

外国人打进来蒋委员长无可奈何，可自家人造反，委员长是坚决不能忍受与忍让的。他急忙调集重兵围攻，并派戴笠特工组织前往，从其内部收买瓦解。孤立无援的福建起义政府于1934年1月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