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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多么理想化的政治理论啊，尤其后半句中的“虐”字，完全可以分不同角度来解读：既可以解释为草民虽然容易被欺负，但道德正义，却拥有最后的审判力量；也可以解释成，人民拥有推翻暴政的权力，并且轻易就可以做到，并且面对这样的行为，不要指望上天来搭救你，因为人作孽，天在看。

其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包括明太祖的剥皮实草，都算作古代中国政治道德标准。但这些先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虚化。

一句口号很容易喊出来，但口号所赋予的精神寄托，却很难传承。加上凡是有资格划定政治道德标准的人，通常不是草根，偏偏他们的口才文采都还不错。这就造成了小民看到这些口号，心中的希望之火汹汹而燃。但很快的，因为没能达到他们自己理解的境界，而对当政者产生了怨恨情怀。

执政者呢？历届政府都想获得“史上最有人气奖”或者“史上最有政绩奖”。只要大家的智商都高于80，那就没有一届政府，说自己从上位那天开始，就想沦落成昏君奸臣。但同样那句话，个人理解不同，双方生活经历，造成了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是俗话说的“性格不合”。

可别小瞧了“性格不合”这句话，谁都知道离婚后不好找对象？可从汉代开始，离婚现象就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同林鸟成了分飞燕，离婚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成为了主旋律。

革命是中性词，这是必须要树立的准则，否则一旦“革命”成为褒奖，那么第一个高喊自己革命的人，岂不是永远不败了？

既然革命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转为黑暗，那么就意味着革命是个赌局，既可以抄一把大底，也可能输个精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当政者与被统治者，也就更加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谈双方的诉求，这个过程，又叫做妥协。

其实说白了，法律的本源，就是社会各阶层妥协的结果。而不是铁与血的结果。正式基于这点，目前的大明崇祯朝，迫切需要一名中间人来做好沟通。

而黄宗羲的身份经历，恰恰使得他具备了调停者的身份。

首先南雷兽的出身好，属于根红苗正的那种。他父亲死于魏忠贤之手，而魏忠贤先是太监，次是罪臣，最后由于他不幸的选择东林党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魏大本永远的成为了忠奸兽。凡是跟魏阉做对的，就都是忠。凡是跟魏阉混的，就都是奸。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调，其实挺可笑的。一点儿也不客观。但现在就是有市场，所以黄宗羲因为有了一个倒霉的好爸爸，那么他无论如何，也都是一个忠良之后。

因此黄宗羲的政治背景，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东林党、几大皇商的代表。

二一个，南雷兽学问再高，他这辈子也只能当个平头布衣。因为他犯法了。

当年崇祯皇帝初登基，差点儿被魏忠贤的泻药给“毒”死。加上后来的小朱处置得当，使得魏忠贤成为“逆案首犯”。跟着魏大本捞世界的人，好些都被抓起来了，当年做主杀害黄尊素的案犯，某一天刚好从被提审现场押回监牢，被早已等候多时的黄宗羲，当街，用大铁锥给击杀。

替父报仇，这当然是孝子义行。但国法未判，而私刑死之。这又是必须惩处的大罪！国家在万般无奈之下，先免除黄宗羲的死罪，再加重处罚他此生，永不得科举！

在一考论终身的古代中国，不允许参加科举的恶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广大农民阶级，对孝子、义士，有具备天然好感。所以黄宗羲又机缘巧合的成为了广大匠户、农户、小商贩阶层的代表。

第三，因为同情黄宗羲的遭遇，当世大儒，时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成为了黄宗羲的监护人及老师。

刘宗周在学问上的造诣，在当今天下，属于前三名选手。这就使得黄宗羲的学问背景，具备了传统儒家承钵之人的资格。

最后，当年杨嗣昌（时天下七大都督）想搞死孙传庭，奏本都写好了，就等天一亮寄走；偏偏左良玉嫉恨杨嗣昌，所以想借用洪承畴（时任兵部尚书）之手，打击杨嗣昌。所以提前报警。而洪本兵既不想得罪杨嗣昌，又不想老部下孙传庭倒霉，更不愿意冷了左良玉的心，多方考虑之后，提醒孙传庭率先提出了“山陕新制”。

而对于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新制，新制，搞了新制，很多人就可以不通过正常途径，成为小有实权的角色。刘宗周便写好一封推荐信，把黄宗羲送到了孙传庭手下当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