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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的又是什么？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即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可是蒋介石却屯兵湘北，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蒋介石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蒋介石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绝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却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红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介石的公子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蒋介石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蒋介石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蒋介石的确盯上了他的西北。

蒋纬国在书中认为，他的父亲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曾有过通盘考虑，即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难以守住，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必须把南北都包括进去。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蒋介石又对陕西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北方抢占战略要点。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蒋介石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转变连横策略，与其他诸侯结成合纵阵营，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蒋介石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蒋介石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再趋紧张。

因为蒋介石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蒋介石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蒋介石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