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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何解释？

许多人都知道，柔道源于日本柔术，它之所以从门户森严、好勇斗狠、为胜利不择手段的众多柔术门派中脱颖而出，正是由于其创始人加纳治五郎不仅博采各门派之长，更给柔道融入了“道”的内涵，这个“道”，就是修身养性、合理技巧、公平竞争、关怀对手的精神。

为体现这种“道”的精神，加纳治五郎曾在越洋班轮的船舱里摔倒嘲弄他的外国大力士，却同时伸出手垫在对手头下，以防其受伤，公平竞赛、尊重对手、用技巧和实力追求真正的胜利，是柔道这项运动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之一，更是它能从日本一隅走向世界、走进奥运赛场的关键之一。

有关方面任命刘永福为国家集训队总教练，并担负奥运集训重任，初衷自然是念及该教练以往多次率队夺金的履历，念及奥运战略的夺牌大计，自然看中的是该教练的夺牌底气，在一些人看来，千重万重，金牌最重，只要能在家门口的奥运把金牌纳入囊中，什么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都是应该的，必要的，何况刘永福的“假摔秀”，目的仍是为了金牌而且最终如愿以偿呢？

然而尽管这项任命根据的应该是刘教练的业务水准，而不是他假摔秀的导演能力，但无论如何，在外界看来，这一任命很难避免一种嫌疑，即为了奥运争金，任何超竞技、超规则、超“道”的手段都可以尝试，在所不惜，有关方面会装作没看见，甚至给予默许和鼓励。

可是柔道之所以为柔道，正在于“柔术”和“道”，即竞技技巧和竞技道德和谐统一的美，在于公平竞争、尊重对手、修身养性、注重道德精神的处处体现，无所不在，抛开这一切，单纯追求金牌、锦标，纵使胜，又胜之何武、胜之何益？又怎能体现柔道之“道”？何况奥运这样的大场面又岂是全运会可比，假摔之类的伎俩能拿上台面么？即使真拿了，不怕贻笑大方么？

不仅如此，友谊、团结、公平竞赛，是奥林匹克的三大原则，假摔争金这样的丑剧和三大原则格格不入，是奥运精神所不能容的，有关方面不管出于何种考虑选拔刘教练担负奥运重任，都很难避免只顾金牌、不顾一切之讥。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沧桑百余年，奥林匹克精神业已深入人心。作为其重要内容的公平竞赛原则已成为衡量人们体育道德水平的重要规则，而柔道的历史更悠久，柔道之“道”更是这一竞技项目安身立命的根本，有关方面在决定柔道这一奥运正式比赛项目当家人的时候，不能仅考虑金牌，不考虑体育精神，否则就很可能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扁担没扎，两头打塌。

………【三字经之争的刻舟求剑】………

刻舟求剑的故事大约十个中国人中至少有7、8个耳熟能详，这本是《吕氏春秋》里的寓言，即使在先秦当时怕也没什么人会真个犯这种低级错误，如果21世纪的今天还有人刻舟求剑，那怕是天大的笑话了。

可这种天大笑话还真的就有：

据报道，为了争夺《三字经》的“原产地”，广东顺德和浙江鄞县争得面红耳赤，主要论据是方言口音。顺德方面的学者李健明列举三大理由，主旨就是从方言角度，“广东话读起《三字经》更琅琅上口”，因此南宋末期顺德人欧适子创作《三字经》之说令人信服，而宁波学者则反唇相讥说“《三字经》用宁波方言念也很顺口”，主张沿袭传统的南宋鄞州学者王应麟创作说。

且不论《三字经》到底知识产权谁属，这两派学者的论据就显得很不“学者”，透着股刻舟求剑式的可笑：两宋时期正处于中国语言体系新融合、新转变的前夕，由于北方灭亡，大批中原移民南下，剧烈地改变着南方方言原有的面貌，当时的浙江鄞县也好，广东顺德也罢，方言口语，都应该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顺德不同会更大，因为粤方言总体上属于中古音体系，是岭南原有方言在很大程度上融合当时北方方言形成的新方言体系。正因为浙江、广东两地许多方言都不同程度融合和保留了当年中原口音的元素，因此直到今天，北方音韵体系早已面目全非，但江南大部分地区仍保留了诸如古四声在内的古代中原音韵要素。

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南宋时的鄞县也好，顺德也罢，使用的方言都和现在满不是一回事，用今天的两地方言读南宋作品是否顺溜，来判断这篇南宋时代作品的原产地，其荒谬程度决不亚于刻舟求剑。

为什么明明荒谬的刻舟求剑式话题，却引起众多“相关人士”一本正经地论辨，和唇枪舌剑地争执？说来说去，还是利益在作怪。

争执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