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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求平等　（equality）　者和强调特性　（identity）　者两大类，并将女性运动中的这两大类概括为人性女性主义和女性女性主义。前者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人性，这一发展与性别无关；后者则主张女性应当发展其女性。前者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后者强调女人应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性。前者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后者要求对女性的特殊性质和活动加以特别的对待。前者强调女性应当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后者则强调女性特异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应当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强调平等的女性主义者如斯坦顿　（），否定性别的差异；而强调特性的女性主义者如亚当斯　（）　则认为，差异的存在对女性不是不利条件，而是有利条件。 历史学家将女性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有关男女两性的同异之争做了精细的划分：从1848年至18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强调男女的共性；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则转而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和个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母性的公开讨论，强调女性的生理能力　（主要指生育能力）　影响了女性的性格。（Bacchi；　19）　随后，女性运动分裂为“同”与“异”两大阵营。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主张男女应当“相同”，她们不愿生养孩子，追求个人机会与兴趣，接受法理社会的原则；与此相反，那些主张男女“相异”的人则接受礼俗社会的原则，强调传统女性角色，不赞成女性就业，主张在家内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地位。如果从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来看，在女性运动的早期，比较强调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女性运动的目标是去争取男性已有的权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来的女性运动转而强调男女的差异，去争取的是女性的解放，女性特殊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这是对一个多世纪女性运动最粗略的概括，是女性运动总的走势。 女性运动内部关于两性的同与异的争论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抽象的哲学层面，其争论焦点是男女两性基本性质和性格特征之异同；第二个层面是功能主义层面，其争论焦点在于男女两性是否有或应该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与功能；第三个层面是体制层面，争论的是女性是否应当在制度和立法上争取到与男性不同的待遇。 弗里丹在《女性的神话》中曾引用过美国一位参议员在1866年发表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如果给女性以平等权利，就会毁掉她们那种“十分温顺柔和的天性，正是这种天性，使得她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和斗争退避三舍，绝不参与”，“她们有比别人更崇高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在静处幽居之中造就未来男子的性格。她们的使命是在家里，当男人从生活的斗争中回到家里来后，用她们的奉迎和柔情去抚慰男人激动的心，而不是自己投身进去，在生活的斗争中火上浇油。”那些老式的保守主义者对争取女性财产权、就业权和选举权的女性主义者痛心疾首地说：“看来她们对自己失去女性特征还不满足，她们还想让全国每一个女人都失去女性特征。”还有人给那位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席州立###议的女性格里凯姆写信说：“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对别人的依附，正如葡萄藤，其力量和魅力就在于依附棚架，将一串串果实半遮半掩，如果葡萄藤也想像榆树那样，绿荫盖地，自由自在，那么，它不仅结不出果实，还会落入尘土，丢尽脸面。”弗里丹批判了那种以科学面目出现、实质是歧视女性的伪科学，她引了一段这种伪科学的典型观点：“所有的观察资料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理性的女性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热烈、直觉的知识屈从于冰冷无益的思想。……社会心理学上的规律是这样的：女性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调；在同一组女性中，性生活失调越严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她们不仅在生孩子方面，还在性快感方面，都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弗里丹，第102、110、210、229、256、257、417页） 弗里丹在她的书中还批判了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错误概括，其矛头主要指向关于阉割情结和棒棒羡慕的观点。弗里丹对弗洛伊德的批判颇有道理，理由如下：第一，认为男性比女性在身体构造上更完备是言之不能成理的：虽然男性有女性没有的器官，可女性也有男性没有的器官，只是有差异而已，谈不上两性中有哪一性在身体构造上是不完备的，或某一性比另一性更完备或更不完备；第二，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对没有男性生殖器普遍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个别女人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可能的；但同样可以找到个别男人对没有子宫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