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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过问。犯有过失行为的族人或是奴仆必须向族长或家主出具伏罪文约，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不再违犯。不仅如此，族长或家主还可以直接亲自惩罚相关人员，或者罚款、或者罚谷，甚至施行体罚，责打板子。诸如私设公堂，捆绑责打，草菅人命的事例其实并不罕见。”

“更何况，太祖皇帝也曾经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由此可见，皇上允许布衣百姓参与审案完全符合太祖皇帝的治国方略。”

蹇义见朱棣露出赞许的神情，急忙站出来说道：“功勋子弟和秀才倒也罢了，若是让顽钝无知的村夫参与审案，岂不是容易造成冤假错案？”

朱棣此时的心情已经好多了，因此和颜悦色地对蹇义说道：“如果一切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话，一般常人的智力就足以判断了。若是案情复杂，常人无法判断，自然应当将案件交给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联合组成的三法司会审，最后由朕裁决。这样处理，难道有什么不妥当吗？”

一开始大家还琢磨着应该怎样对杨荣进行反驳，可杨荣扯出了太祖那面大旗，结果众人都绝了反驳的心思。蹇义倒是尝试将不识字的平民百姓剔除出去，可皇上说的道理又没办法辩驳。继续反对显然是不知好歹了。

刚才见皇上脸色沉了下来，几个人心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现在见皇上又恢复了和蔼的神情，况且这种思路确实不好反驳，这几位都是人精，谁不会就坡儿打滚下台？

郁新、蹇义等人向朱棣一躬说道：“皇上圣明。”

注1：若合谋犯罪都踊跃出卖同伙，必然可以节省大量刑侦费用。

第十九章　人耕十亩太少（上）

和臣子们在小范围内讨论了役法改革、税法改革和吏治改革的大纲之后，朱棣以为接下来的日子会轻松许多，但事实上却不然。

在朱棣的设想中，那些改革的细则由六部相关官员以及文渊阁学士详细讨论，得出结论后，再将结果报上来。如果细则大致没什么问题朱棣就下旨实施，若是觉得不妥就写上自己的意见，然后让官员们重新讨论。

大约是登基之后表现得太过温和了吧，官员们对朱棣批示的意见并不完全唯命是从，不少经过第二轮讨论的细则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遇上第二种情况，朱棣只得将相关官员召进宫一起讨论。

由于观念不同的缘故，朱棣往往需要费很多口舌才能让官员们理解并认同自己的意见。每次说得口干舌燥时，朱棣总有一股喝令侍卫将某个或某些敢于反驳他的官员拖下去痛打二十大板的冲动——最生气的时候，他甚至恨不得将反对者直接从**上消失掉。不过，朱棣终究没有这样做。

朱棣如此克制倒不是为了培养民主的土壤，穿越之前他就不觉得民主制度具有绝对的优势，对于这个年代，朱棣更不可能去青睐那绝对不合时宜的民主制度。真正的原因在于，后世一些很好的措施在这个年代确实行不通——陪审团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拥有燕王的记忆，但集思广益毕竟能够少犯错误，因此朱棣只得尽力克制自己的脾气，免得让朝堂上彻底成为一言堂，最终导致自己犯在严重的错误。

另外，朱棣能够成功克制自己的脾气，杨荣在其中多少也有些的功劳。正如历史中所记载的那样，议而不决之时，朱棣的脸色就会变得很难看，于是大臣们便战战兢兢、无所适从。这时，杨荣便大显身手，三言两语便使得“龙颜大悦”。

朱棣最讨厌的就是某些官员根本不讲逻辑，开口闭口只是祖宗成法。杨荣的方法很取巧，那就是引用古人说过的话——古人说过的话实在太多，想要从中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实在再容易不过了——虽然从“古人云”中找出反驳的证据也很容易，可问题是每当杨荣举出相应的例子后，朱棣很快就会拍板。冥顽不化的官员们以“祖宗成法”为盾，而杨荣则以“古人云”为矛，到底是矛利还是盾固毕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分辨出的。这时朱棣再打出“皇权”这张王牌，趁势取胜倒也不难。

多次与思想僵化的朝臣辩论之后，朱棣倒是理解了欧洲为什么会打着文艺复兴的幌子发展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确实很顽固很强大，新思想要取胜只能取巧——若欧洲人不打文艺复兴的幌子，而是直接说思想创新，教会不使用暴力手段制止才怪！

这段时间里总的来说，朱棣是很郁闷的。因为，工作比想象的要多；大臣们的观念普遍都很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