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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昌期自小接受程朱理学的砥砺，‘胸’中罗列了许多天理。他始终深信：世界就应该按照圣人总结出来的“天理”正常运转，一丝一毫都不能错误。为了维护天理的正常运转，他愿意倾尽全力。于是，这货是‘蒙’古后裔，‘蒙’古后裔特有的思维方式开始发挥了作用，“快意恩仇，飚马西风，狂放不羁”，使他常常以过‘激’的方式去维护天理与纲常。

看到冯铨依仗“察颜观‘色’、见风使舵”，献媚于当朝权贵，他的内心深处必然是充满了鄙夷。按照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既然鄙视对方，那就可以“老死不相往来”。而草原文明的思维方式则不同，一旦鄙视对方，那就必定像对待猎物一样用武力把他彻底征服。缪昌期决心以对待“面首”的方式来作贱冯铨，实施的即是征服手段用自认为最不堪的惩罚手段来羞辱小人，让小人永远自惭形秽。因此，他不但不觉得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堕落，反而有一种“替天行道”、“攘臂宵小”的快感。

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缪昌期认为自己做一切事情都是可以的，包括爆冯铨的菊‘花’。

何况，缪昌期还是南方人，冯铨是北方人。

明代的党争，多以地域的南北划分。南人多文采，故而朝中亦多南人。这南北的士林争斗，不仅在明末就有，还延续到清朝去。

生于涿州的冯铨在朝野中自然是孤立无援的小可怜儿。南方人对于北方人的鄙视也在冯铨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官场的丑陋与自己身心的屈辱，使冯铨对世态炎凉有了新的认识。他要报复这个社会、他要报复羞辱他的人。只有胜过他的敌人，才能消灭他们。只有升官，才能制服他们。而且，他也恨透了这无聊的党争！他要以一己之力来改变朝纲改变自己的命运。如何升官呢？在当时，似乎只有一条路：投靠魏忠贤。这也是很容易走的路：拍马屁，对于翰林公来说，岂不是小菜？

很快，还不到四十岁，冯铨就已经是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皇帝跟前的首辅之一了。有机会，先成全缪昌期成了烈士（当时叫七君子）。紧接着，他为明末的政坛来了个大洗牌：把尚空谈好结党的东林党人一个又一个赶下台，人无分南北，唯才是取。竟也为当时的昏‘迷’朝野带来了一时清新景象。

崇祯帝登基，党争又起，作为阉党著名人士，冯铨只有回家。终于，云开雾散。新主子，新气象。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冯铨同志盼来了满清人民解放军。新王朝举逸民，冯铨同志被隆重请了回来。转眼间，冯铨和金之俊成了新统治者的左右手。他迎来了自己政治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比起那些张口“忠君”闭口“爱国”的明遗民来，阉党出身的冯铨更懂得：“民为贵，社稷次之”的古训。新皇帝是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所以也尤其倚重汉官。冯铨在不厌其烦的教授中原礼仪的同时，竟说服满人把沿袭了几百年的“匠户”制度也取消了。这一壮举，由刚从奴隶制社会问鼎中原的满人来实施，不能不说是对汉民族的绝大讽刺。没想到：新辫帽还未戴稳，新的党争又起了。

以陈名夏、龚鼎孳为首的南方集团的代表们是一日无争便心里不舒服的。他们抢先向新主人告状说冯铨是前朝阉党余孽reads；。冯铨只能也揭发龚亦曾降闯贼。龚鼎孳是能说会道惯了的，此时竟胡说八道起来，辩解说：魏征还投降过李世民呢！最后，受处分的当然是东林党余孽。而冯铨最让新主子满意的是：冯铨对任何人与事，似乎都是一心一意、诚恳诚挚的。

皇帝曾问这个大汉‘奸’：你是如何解释一臣不事二主的？冯答：一心可以事二主而二心不可以事一主。真是千古名句！

终于，冯铨开始施展他的真正抱负了：他开始为新王朝开科取士！“文行兼优”是冯铨的择才标准（其实是行重于文）。亦是清王朝初期的用人准则。一开始，蜂拥而来的当然是江南小才子们：圣朝颁典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哪里还有什么爱国者的影子？家人整理新辫帽，‘胸’中打点旧文章。哪里想到，旧文章在冯老师那里碰了壁。三百多位榜上有名者，北方人竟占了三百。

正是这重行不重文的用人准则，为后来的康熙圣朝，储备了大量可用之才。开罪了才子们，还能有好日子过？终其一生，他都是在被参劾中度过的。而只有满人的皇帝心知肚明谁是做实事的。所以，他不断的被参却不断地升官。临死时，他的头衔有：弘文院大学士、中和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傅。

康熙十一（1672）年，八十高龄的冯铨去世。随着他的离开，南人重新把持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