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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民，因此叔叔一家作为原土地的拥有者虽然不能再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但是作为补偿也分到了同等面积的公寓套房。

虽然洛克是个失去右手的残疾人，但好强的他不愿意就这样呆在家里吃政府救济，因此便在政府的安排下，进了一家邮政局做分信员，自食其力；丽佐则在家里尽心尽力的照顾叔叔、抚育两个孩子。

叔叔一家重回维也纳后，再三要我回去和他们同住，叔叔的意思是：一方面大家本就相亲相爱，一家人住在一起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不住学校的公寓，每月就不用交房租了，可以省下一笔可观的金钱。

其实，我和约瑟夫的生活虽然过得并不富裕，但却非常充实，约瑟夫又在补读高中课程的同时，在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打零工的活，我在学校教书之余还能帮着邻居家的孩子补补课，补贴一些家用，因此我们两人的薪水也足够生活，我本不再想去打扰他们一家，但拗不过叔叔的热情邀请和丽佐一家带着孩子三天两头地来“看”我，所以我也就从学校提供的小公寓里搬了出来，带着已经和沃尔特差不多高的约瑟夫一起搬回叔叔家。

翠希在这一年也和叔叔他们一起回到了维也纳，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小街里找了个沿街的小房子，在沿街一面开了一扇门，重操旧业。生意虽然比起以前还不算太好，但已经随着奥地利整个国家的经济好转也一点点的走上了正轨。这时的小威尔已经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懂事的他也已经能帮他的妈妈做些活计，对翠希一家来说，他们的生活也在一步步地走出困境。

而我，除了在学校教书外，一有时间我都要去看至今还关在战俘营里的沃尔特，还有就是继续打听爷爷的消息以及寻找维罗尼卡和施耐德先生的下落。

由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每批战犯所需要的时间都非常长，从调查收集犯罪资料、证据，寻找相关证人等方面入手，再经过好几轮的审讯、辩护，再到判决罪行，执行判决，每一批战犯的审结几乎都要耗时好几个月。因此关于何时审讯爷爷也就根本无法定论，我除了每次在开庭审讯新一批战犯的时候第一时间赶去柏林等消息外，几乎无法得到爷爷的任何消息。

由此受到影响的就是该如何处置纳粹的军官的政策，也因为审判战犯未完而一直迟迟未下，当所有关押士兵的战俘营都已经陆续遣返完战俘后，在奥格斯堡那沿莱茵河一字排开的原本13个营地的战俘营已经是空空荡荡的了，而沃尔特和所有的军官却依旧被关押在里面，屈指算来，他们已经在奥格斯堡的战俘营里呆了整整二年了！可他们何时才能得到自由呢？

就这样，今年沃尔特的30岁生日不得不在战俘营里悄然度过了，陪他过生日的，除了我就只有营房里与他相熟的那些军官了。由于美军监管的比较严，这个生日过得惨淡之极，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庆祝聚会，更没有缠绵悱恻的款款柔情。

在我情真意切地恳求了好久之后，终于被我真诚打动的美国看守，额外放我进了战俘营，在会客室那大玻璃窗外八双眼睛的监视下，我除了说些祝福和无关痛痒的话之外，只能送上自己做的小饼干和一个轻轻的吻，作为庆贺他30岁生日的礼物。

在中国人看来，逢十的生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如果按照老家的规矩，是要大肆铺张的看戏、宴请，热热闹闹地过上几天几夜的呢！孔圣人都说：“三十而立”，可现在，我生命中至爱的这个唯一的“而立”生日，就只能这样简单的度过了，无疑它成为了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

一方面我对何时沃尔特才能重得自由而忧心，另一方面对于维罗尼卡的下落也是我一直牵挂着的事情。好几次，从报社传来疑似维罗尼卡可能出现在哪里的消息，我都兴冲冲地赶去目的地，可却总是扫兴而归。

其实我也一直在害怕，害怕她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我却总也不愿意去相信，中国古话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当年赫曼的阵亡好歹也有一纸证明，如今维罗尼卡不可能就这样凭空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吧！我相信她还活着，她一定还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平平安安地活着，只要我能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她的！

欧洲的情况在逐渐的变好，人民的生活也在逐步走上正轨，虽然与战前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是至少这里的生活是平静和祥和的。而令我感到揪心的是：正当世界上曾经陷入战火的大部分国家都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祖国人民，此刻却依旧深陷在战火的水深火热中。

1946年6月26日，蒋委员长撕毁了曾经与共产党定下的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