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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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中国的文字前期社会里，统治的方式不可能不是权威主义的。这种统治秩序的合法性来自传统，并且大家透过长老认为这种秩序是神圣的。统治者的权力之根据又何在呢？统治者的权力之根据有二：第一，他是统治者，而别人不是。第二，他统治久了，站稳了。他的权力来自他老是存在时空中的这一现实的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统治了一年叫做“寇”，统治了一百年便成“天子”。逻辑是没有时间性的；但是权力却有时间性。中国社会文化向来不注重逻辑。

中国从文字前期的社会涌现出来的统治组织和从近代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统治组织很不相同。近代西方社会的统治组织是法治间架以内的产品。即令统治组织的人事变换，并不影响到支持它的那一公共支持的法治间架。而公共之所以支持这一法治间架，系因有公共的文化理想、行为典则、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基础为任何一个统治组织所承认。于是，统治组织这一层面的人事尽管有移换，社会文化的基础则不会动摇。英国工党和保守党轮番执政，但英国的基督教文化运行如故，甚至英国的文官也不受影响。这一实例，最足说明此一道理。然而，中国传统的统治组织往往是社会文化的演衍或激烈变动的产品。它的出现几乎没有法治途径可循。恰恰相反，只有它站稳了，安定久了，然后才有法治间架可求。这样的统治组织，一出现便先天地有浓厚的私人及其团体的色彩。它以一个可能的“皇帝”作中心，其余跟着他打天下的是“从龙之众”。天下打出来了，原有前朝全班人马至少在制度的理论上统统都以屠杀或其他方式换掉，再来一批新人。这就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在这种统治形态以内，统治者和他的重要僚属及子民之间的关系在实质上常为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这种统治形态的要素是仆属和子民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这种对人身的忠诚，分析到最后，根本就是纳入少对长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无可渡让和无可移换的，所以僚属和子民对统治者个人的忠诚也是无可渡让和无可移换的。因此，在这种统治形态之下，忠于特定的人身被视为美德，所谓“忠臣”大受赞扬；而“心怀二志”便大遭疑忌，“贰臣”是要被唾弃的。不独如此，女子从小就透过社化作用而塑造“烈女从一而终”的思想型模，以及与之相联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反应。“名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仿佛“从一”是“无上道德”，“事二”便是无底罪恶。就这样，统治伦理化了。因此，中国历来不改朝换代则已，一有改朝换代，所牵涉的不止是统治组织的更换，而且还深入地冒犯着伦理道德。在改朝换代的惊险过程中，成功了固然不愁没有儒生来歌功颂德，失败了则不止得赔掉性命，还得背上“乱臣贼子”的罪名以终古。所以，中国历来改朝换代，很少不是弄得惨厉人寰的。自古以来，为了那点名气，父子相残者有之，兄弟相屠者有之。我不知道这是否“东方的精神文明”。

八　地位与声威要求（1）

一切文化都有地位与声威要求。中国文化是其中发展并且表现得最强烈的。在中国文化里，地位和声威的外表层相是面子。中国文化分子最“爱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的第二生命。“面子”是中国文化分子自尊心之最积极的具体表现。“不顾体面”的人在从前是受人瞧不起的。为了“救面子”，中国文化分子所曾作的努力可真不少。因着彼此“顾全面子”，中国过去的文化分子常常轻易地牺牲了实际的利益，甚至于牺牲了对是非真假的追究。跟中国文化分子打交道，首须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