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城里人与乡下人 (第1/2页)

金国时，地方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管理机构——“录事司”。这是设置于各府、节镇治所，以掌管城中民事的衙门。其地位，与“县”相当。 蒙元沿袭这种设置，也在一些人口密集的路、府治所城市区域内设立录事司，专门管理城区百姓。 这种机构，相当于后世市级政府下的“区”政府。由此，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城市与乡村的行政区隔。 录事司只管城里的事务，城外乡下百姓归诸县管辖。 在此之前，中国的城乡分隔其实并不太明显。千年以来，所有的朝代都重农轻商，农业被视为国家之本，而王朝权力“不下乡”的现状，使乡村的农民在某个方面，其自由度远远超过城市的居民。 而城市中真正有权有势的居民，其实是拥有大量田产与雇佣农的大地主。城市不过是他们攫取权力与财富的舞台与渠道。城市中大多数的手工业者以及地位低贱的商人，则是这些大地主收割利益的工具。 这也导致了所有在城市里生活的人，都向往着乡村的生活。或者说，向往着可以在乡村拥有大量田地的生活。 元朝重商，当商人的地位被无限提升之后，在城市中财富积累的速度便远远超过了乡村。土地不再是必须的资本，而在城市之中居住与生活，则成为了地位的标志。 城里的人不再想出去，城外的人却争破脑袋想往城里挤。 鄙视链自此形成。 在广州这种历来重商的城市之中，城里人对城外人的鄙视，尤为明显。 只要在城里没有房子，无论是曾经的文人，或是隐居的官宦，还是依然靠着耕作求活的农夫，统统都被称为“乡下人”。 这种鄙视，有时让人很难理解，可是无论城里的居民还是城外的百姓，都迅速地接受了这种鄙视与被鄙视。 就像是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南人会被北地汉人鄙视，汉人却会被色目人与蒙古人鄙视一样。无论理解还是不理解，鄙视者与被鄙视者，都默默地接受了这种现实。 如今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权力的竞争与展示的舞台。维护城市所谓的尊严，从某些方面来说，就是维护着这些可以在城市里居住之人的权力，并防备他人随意干涉并试图蚕食自己的既得利益。 哪怕这个城市再脏再乱，也不该有城外之人指手划脚，或者试图插手管治。 就像是自家养了个熊孩子，干了再多的坏事也只能是他父母有权管教，别人若敢骂上两句，那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 管辖权，对于一家一城乃至一国，都是最容易激起民愤的存在。 毫无道理可言！ 因此，作为“乡下人”的南海县衙役，未经许可潜入广州城，以搜捕驱口为由纵恶行凶，这种行为对于城里人来说，无异于挑衅。 绝对不可容忍！ 一场舆论的风波，不知从何刮起，又迅速地在南城北城漫延。 在咒骂嚣张的南海县衙同时，无所作为的录事司也成为了市民们极力谴责的对象。 广州录事司衙门，位于北城，原本是南海县的衙门。 十年前，录事司成立时，将宋时三城及番禺、南海二县在城中居住的民户划归其属下。南海县与番禺县衙门只能迁于城外。 衙门前厅后堂，录事司的所有官员正围坐于前厅之中，进行“圆议”。 元朝时代的县级管理机构，与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原本应当为一县之长的县令或是县尹，几乎成为了一种摆设。 朝廷派出的达鲁花赤，虽然与县尹平级且只负责监督之职，可是实际上却是最高的掌权者。 元朝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朝代，在马上夺得天下，却始终不愿意下马治理天下。取消科举，不仅断绝了读书人正常的晋升渠道，也关上了通过科举筛选县级官员的大门。 灭宋之前，北地区域县级官员主要源于汉世侯各自的势力，县官大多由世侯直接指派。 宋灭之后，一大批降元的宋官被任为县尹。还有一些获得军功的将领，转为文职，被任为县官。 然而，无论是汉世侯的门人子弟还是故宋降官，都无法得到朝廷真正的信任。这也是朝廷向各地派驻达鲁花赤的最主要原因。 而那些转为文官的武将，虽然最受朝廷信任，可是这些武将中的绝大多数人，连大字都不识。他们在战场上可以奋勇拼杀，在民政管理上，唯有依靠手下的低级官吏。 加上以蒙古人为主的达鲁花赤，基本上不会汉语，与下属的沟通都有障碍，更别说实施管辖的权力。 于是，朝廷便发明了这种“圆议”的制度。 但凡涉及辖区内重要事项，几位官长需要坐于一堂，共同商议，并形成连署意见。 此时，正在录事司衙门内，进行“圆议”的，便有录事司达鲁花赤、相当于县尹的录事、相当于判官的录判，以及首领官典史。 还有专为达鲁花赤服务的通译。 主位上，坐的是一个肥胖的蒙古人，录事司达鲁花赤兀哈。 此人原为大将塔出手下。塔出虽然是畏兀儿人，却是忽必烈宿卫出身，可谓根正苗红。攻宋之战中，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