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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做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

“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

“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退学是因为不懂，又来上学的人还是因为不懂。由于学生变换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一句顶一万句》　第一部分　出延津记　第三节（3）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拽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起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

“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

“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