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部分 (第2/4页)

书晓告皇帝旨意，不予批准。

英初被诏命，众皆以为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与英善，因与其书，多引古譬谕，劝使就聘。英顺逸议而至；及后应对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河南张楷与英惧征，谓英曰：“天下有二道，出与处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辅是君也，济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闻匡救之术，进退无所据矣。”

樊英刚接到诏书时，大家都认为，他一定不会贬抑自己的志气，而去应命。南郡人王逸平素和樊英很要好，因而特地写信给他，引用了许多古人的事进行比喻，劝他接受朝廷的征召。于是，樊英听从了王逸的建议，而前往洛阳。可是，后来他在应对皇帝的提问时，没有什么奇谋远策，大家都很失望。河南人张楷和樊英同时接受征聘，他对樊英说：“天下只有两条路，即出仕和隐退。我先前认为，如果你应召出仕，一定会辅佐君王，拯救百姓。而你开始时以贵重之极的生命，去激怒君王，等到享受爵禄之后，却又听不到你有扶正补救的方法，这是进退没有依据。”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处而害将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举逸民，扬仄陋，固为其有益于国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怀玉，深藏不市，则王者当尽礼而致之，屈已以访之，克已以从之，然后能利泽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盖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也。

臣司马光曰：古代的正人君子，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暴虐时，他就隐退为民。隐退为民，本来不是正人君子所愿意的。但他们深知，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则正道不能得到推行，而和一群奸佞之辈共事，终将伤害自己，所以，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远躲开。圣明的君王之所以选用避世隐居的逸民和提拔出身卑微的人，原本是因为他们对国家有益，并不是以此来迎合世俗的视听。所以，在道德上足以使君主尊敬，在智慧和才能上足以庇护百姓的人，就犹如身穿粗布衣而怀有美玉一样，深藏不售。而圣明的君王应该竭尽礼节，将他征聘到手；降低自己的身分，向他请教；克制自己，听从他的意见。然后，才能使恩泽普施于四方，功业留传千古。因为圣明的君王所用的是隐士逸民的治国方法，而不是隐士逸民本身，因此，必须注重实际效果，而不是徒求虚名。

其或礼备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则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岂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乱而不可辅乎？群小在朝而不敢进乎？诚心不至而忧其言之不用乎？何贤者之不我从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远矣，诚心至矣，彼将扣阍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木，无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则天下归之，若蝉之归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诱之以高位，胁之以严刑。使彼诚君子邪，则位非所贪，刑非所畏，终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贪位畏刑之人也，乌足贵哉！

如果礼节很完备，情意很殷勤，而贤才仍不愿出来做官，则圣明的君王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而应该冷静地深自反省：难道是我的品德太薄，而不值得他仰慕？政治太混乱使他无法辅佐？奸佞当权，使他不敢出来做官？我的诚意不够，使他忧虑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贤才不接受我的征聘？假如我的品德已厚，朝政已清明，奸佞已疏远，诚意已到，那么，贤才定将叩门求见而自荐，哪里会有再三征召而不肯应聘的！荀子说：“晚上燃火捕蝉，必须把火光照亮，再摇动树枝就行了。如果火光不亮，只摇树枝，也没有用处。而今，君王如能发扬厚德，则天下的人都会归心，犹如蝉去投奔亮光。”有些人主因贤才不应征聘而感到羞耻，于是，用高位来引诱他，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假如他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则对高位一定不贪婪，对严刑一定不畏惧，君主最终还是得不到他。能够得到的，都是贪图高位和贪生怕死的人，又怎么值得尊重呢？

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谊隆于乡曲，利不苟取，仕不苟进，洁己安分，优游卒岁，虽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当褒优安养，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韩福，光武之遇周党，以励廉耻，美风谷，斯亦可矣，固不当如范升之诋毁，又不可如张楷之责望也。

如果能以孝悌著称于家庭，品行高尚闻名于乡里，不要不义之财，不采取不正当手段谋求做官，洁身自好，安守本分，悠然自得地过日子，虽然才能不足以辅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