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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冬季“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涂阙廷门闾，筑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闭藏也。”

《月令》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以春夏秋冬四时为序，系以十二月，四时十二月各有其气候特征，并有不同的神明主宰和象征物；

第二，要以天子为首，顺应天时，布政施令；神事、农事、工事、兵事、民事、刑狱，应与四时十二月相对应；训诫、教化、禁忌，要依顺自然；

第三，政令失时，必将招致自然的回应，表现为天灾人祸。

古代帝王极其重视《月令》，在诏令中一再强调遵守《月令》、顺应天时的重要性。

如西汉成帝诏曰：“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成帝纪》）

再如东汉安帝诏曰：“《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安帝纪》）

《礼记》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至今读起来，仍能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如《檀弓》中“曾子易箦”的故事，反映了儒家的生死观：

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于床下，曾元、曾申坐于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子春曰：“止！”曾子闻之，瞿然曰：“呼！”曰：“华而睆，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曾子临死前要求换掉华丽的卧席，却不是出于悭吝，而是以言行维护他所信奉的“礼”。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他慎终如始，严于律己，直至去世。

曾子换席子的做法虽不可仿效，但他的精神大可借鉴。常言说：“正人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否则便不会有说服力。

做人的严谨应当体现在遵守规则上，尤其是细小的事，更能见出真精神。精神源于信念，信念是对自己所确认的价值和意义的执着追求。没有信念做支撑，做事情就不可能始终如一。

还有“苛政猛于虎”的故事，反映了儒家仁爱的政治主张：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同轼）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丈夫的父亲）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了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宁愿与老虎为伴，死于虎口，也不愿去接受暴虐者的统治。

故事用反衬方法烘托出政治的残暴专横，不堪忍受。这种水深火热的状况也许有点夸张，却道出了一种现实：人类有时比兽类还要凶残，比食人野兽还要残忍。

黑暗和残暴有如一面镜子，它可以让人们从中看到人性的丑恶和凶残，看到自己的本来面目。

三、儒家的理想境界

《礼记》反映思想理论的篇章，主要有《礼运》、《礼器》、《学记》、《乐记》、《大学》、《中庸》、《儒行》等，另外有借孔子答问而发挥儒家学说的篇章，如《曾子问》、《哀公问》、《表记》、《坊记》、《孔子闲居》、《仲尼燕居》等。

在这些篇章中，有孔子后学不同派别思想观点的留存，也有墨家、道家、农家、阴阳家等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学说渗透的痕迹，从而反映出《礼记》辑成的时代是一个对儒家各派求同存异，对诸子百家融合吸收和改造的时代。

《礼运》篇通论礼的本原和礼制的演变，强调以礼治天下。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其中关于大同世界的论述，展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境界。

开篇托孔子之口，首先描述出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