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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晚上，他通知说不去了，说是没有发检验证明，不能发运。这是第二次没有接成。又过了两个来月，索洛维也夫紧急通知说，货已到边境，我们的火车票都买好了。当时我与刘杰刘伟他们议论，看样子这次像是真的发运了。我们心里也都很高兴。但等到动身前一天，索洛维也夫打电话说，明天不去了。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斯拉夫斯基部长感冒病了，无人签字，不能发。这是第三次没接成。后来就石沉大海，什么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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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不理他们这一套（3）

1959年初，宋任穷和刘杰同二机部总顾问扎吉江一起开会研究，认为中国核工业建设的速度较快，内蒙古包头核燃料元件厂、甘肃兰州铀浓缩厂、甘肃酒泉原子能联合企业等首批主要工程的基础工程和附属工程陆续开工，这时都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为争取时间，需要苏联提早于1960年供给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等核燃料工厂建成生产出裂变物质后，即可投入武器的生产，并于1962年进行首次核试验。这时候，扎吉江正好有事回国，宋任穷和刘杰便委托他将中方的要求转告给苏联主管部门。后来得到的答复是，中方提出的意见有道理，也有必要，但因为需要对原先的协议进行补充修改，所以还应由中国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并由宋任穷部长组团前往苏联谈判，解决相关的问题。6月下旬，中方组织好了一个代表团，以宋任穷为首，正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这时莫斯科却先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

1959年6月底，周恩来总理的秘书马列打电话给刘杰，通知他到总理办公室看一份文件，是什么文件，马列没说。刘杰赶紧要车，去了一看，是一封密级很高的电报，电报有几百个字，是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落款日期为1959年6月20日。这封信于6月26日由苏联驻华大使参赞苏达利柯夫送交给了周恩来总理，信中说，中国二机部部长要求现在就把原子弹的样品和设计炸弹的技术资料转交给中国，这个要求的提出正赶上日内瓦会议在拟定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正赶上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考虑到西方国家如获悉苏联将核武器的样品和设计的技术资料交给中国，就很有可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与缓和国际局势所做的努力。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只能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将来如何共同行动，以后看局势发展再定。

刘杰说，那封信主要的意思是现在美英苏三国要讨论停止核试验问题，如果给我们原子弹援助的话，就容易暴露秘密，谈判时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会产生不利影响，说现在你们可以先进行核工业的建设，而核工业的建设大概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因此暂缓提供原子弹的样品，到那个时候再说。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说我们的核武器是共享的。接着这个电报之后，我们党组就进行研究。很明显，苏方是以和艾森豪威尔他们谈判停止核试验为由，用这个名义来推迟给我们的援助。再联系到那个原子弹模型迟迟不到的事，我们就做了一个估计，看来从这封信开始，苏联对我们援助的可能性就不大了。随后宋部长向聂帅请示，聂总说，他不给，我们自己干。但眼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那是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啊，聂总说这个问题还要请示。那时正开庐山会议，7月中旬，聂总就要宋部长和我还有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我们一起到庐山。到庐山以后我们反复地研究，要不要复信，复信怎么复，要不要提出反对的意见，应该持什么态度。我们考虑了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主张派代表团赴苏就有关问题谈判。聂总说复不复信应由中央来确定。后来宋部长就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们这一套。意思就是我们对他这个信不表态，不复信。总理说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说，我们给聂老总的信是7月4号写的，信中提出了三个对策方案和根据目前情况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应取的方针和做法。当时中央正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没有去。聂老总说，等庐山会议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到庐山向他和彭老总汇报。会议预定7月14日结束，让我们7月14日那天到。可等我们一到庐山，会议却一下从反左转到反右了。彭老总被打倒了，听不成汇报了。聂老总听了一下，我对他说我们一方面自己搞，另一方面要说他们不履行合同，应该继续向他们要。当时我还带了一份由刘杰起草的东西，是代中央草拟的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在向总理请示时，总理说不理他们。我们从庐山回来以后就抓紧部署应变工作，并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