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页)
当时,中方并没有过多考虑时间因素,不管是早一点儿还是晚一点儿出产品,关系都不是太大,因为和苏联关系很好,设备也是从苏联来的。王成孝说,产品早出晚出的问题在1959年并没有提到,至少像我这一级的技术员还不知道中苏关系有什么问题。当时在协议中明确六氟化铀由苏联供应,但苏联却迟迟不供应。卡拉卡立搓夫这个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的,他向苏联代表提出赶快把六氟化铀运出来,一方面是615也建成了,急需要六氟化铀,再就是铀浓缩厂也需要六氟化铀,让工人进行操作。直到1959年快过年的时候,刘杰有一次把我找去,问我气体扩散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没有什么问题。他讲了一些鼓励的话,要我好好学习。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王中蕃不是说我不懂政治嘛,看来我确实有这个问题。《真理报》在北京有卖的,卡拉卡立搓夫经常研究。等过了年,到了1960年初,刘杰说你要全部掌握这方面的技术,如果苏联专家不教,你告诉我,由我来出面。我说我和苏联专家之间并没有什么问题。他笑了笑说,你不要那么乐观。后来我还真的感觉到卡拉卡立搓夫态度有了些转变。比如说,过去我看到苏联人提供的材料中有很多参考材料,在礼士路100号设计院专门成立的保密室,我也可以去借,后来苏联人告诉我,你不可以去看资料了。开始我陪卡拉卡立搓夫到设计院资料室的时候,林棣是生活翻译,她在我的办公室没什么事,我就借点资料给她看。有一次一个苏联专家看到了,后来借资料的人和维尔滨都受到了批评。1960年3月份,刘杰开会让卡拉卡立搓夫答复好多问题,很快,到6月份的时候,刘部长的秘书告诉我,你马上回兰州。我就告诉卡拉卡立搓夫,要走。他问我为什么要回去?没想到第二天他告诉我,他也要回莫斯科休假,而且带着老婆孩子。他头天说兰州的西瓜很好,你回来要给我带几个,我过几个月才休假。我到兰州以后,王介福告诉我中苏关系有点儿不妙,铀浓缩厂正采取很多措施,向专家学东西。一个对一个,我和刘宝庆分到的对象是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年轻的时候得过斯大林奖金,布扎也夫原来是车间主任,而哈里东诺夫各方面都要比布扎也夫高一点儿,他来了以后,各方面的关系相处的都很好。那时我们也明确告诉哈里东诺夫,你们要走了,我们就一个对一个地学习。那时刘宝庆是铀浓缩厂的副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厂里的事情很多,名义上是我和刘宝庆跟着哈里东诺夫,实际上是我天天陪着哈里东诺夫。从机器怎么开始安装,到安装之后有什么问题,向他讨教了许多东西,当然我们对哈里东诺夫招待的也很好。王介福说他找我,就是要尽快出产品,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有办法,提前一点儿是可以的。9批启动,第七批出产品,也就是从第一台机器开始启动,要拿产品就需337天的时间,这是一天都不能少的。他说最好能够提前,越快越好。这时候在时间上已经明显着急了。
兰州铀浓缩厂是核燃料生产中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一个工厂。厂长王介福曾于1955年到苏联考察工业,担任过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政务参赞。1956年底,宋任穷点名把他调来担任铀浓缩厂厂长。王介福身体特别健壮,白文治说他一顿能吃二斤牛肉,头上常戴一顶回民的白布小帽,脚上穿一双秃成白头的黑皮鞋,整天都在施工现场转。新来的人常把他当成食堂的伙计,可一到正式场合,他就会换上外交官的行头。王介福和地方省委市委关系搞得非常好,在饿肚子的那个年代,得到了许多支援。他工作起来既有条理又有魄力,平时关心群众,关心技术人员,给重要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发枪支,因为那时候有传言说,特务可能要对技术人员下手。有一次王成孝想要去江西探亲,王介福还专门派保卫人员一路保护。当时政府和组织要求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王介福为此制定了一个土政策,专业技术人员不参加。王介福解释说,分析师就是靠手的敏感来工作,把手磨粗了,感觉不出来了,对工作没好处。大家都拥护他。白文治说,宋任穷点名要他,可以称得上是千里马遇到伯乐了。王介福很有本事,贡献很大。可惜他后来在“文革”中被打得胳膊骨折,80年代患上肺结核,90年代又精神失常,有一次在深圳他儿子那里竟然走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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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故意弄坏了飞机的腿(3)
王中蕃说,不是让我当这个铀浓缩厂的副厂长嘛,专家的事情我也要管。哈里东诺夫是一心一意帮咱把这个厂启动起来,我们两个特别有交情。我找到他说,你们走了,我们这个厂的启动问题就太大了。他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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