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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新来的文化事物如果不扰乱原有的社会组织，或者与现存的风俗习惯综摄起来，那末便比较容易被接受，或抗拒作用较小。例如，西式“文明结婚”对原有社会组织抵触相当多，所以引起的抗拒也大。但是，到上海外国工厂去做事，到洋行去当“写字”，则毋宁受到鼓励。阴丹士林布在中国乡村，是“皆大欢喜”的外来客。然而，妇女穿短袖上衣违反“礼教”，容易“招惹是非”，所以奋斗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实现。第三，需要巨大资金才能兴建的大规模的技术设备，即令不必考虑风险，如果不是少数个人或一个单独的社区所担负得起的，也不易被采用，例如，大规模的水坝工程。西方人士看见中国一般人对水旱之灾常采漠视的态度而感到迷惘。殊不知这主要由于中国一般人无控制水旱灾变的能力。因为中国一般人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对于自然灾变之来临，除了避退和忍受的消极抵抗以外，常持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这种态度同西方文化里“人定胜天，人能征服自然”的积极态度刚好相反。

C　文化与性格

文化材料（cultural　material）是文化分子构成的必要条件。一个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基本地受他所在的文化型模和社会传统塑造。因此，在一个文化中，固然各个文化分子的性格各有其个别差异，但是大多数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结构或模式性格（model　personality）有根本的相同和相通的地方。而在濡化过程中，文化分子的基本性格决定对外来文化价值和事物之迎或拒。例如具权威性格的文化分子就很不容易接受*制度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最大多数文化分子的性格系统在童年时期涵化　＇13＇在社会里时基础已经奠定。在这个时期或成年期，如果文化分子与另一文化接触，因着事势的需要或好奇或其他原因，他们可以重新学习。但是，他们很难得完全改变已经内化的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依此，当他们原来呼吸的文化空气之基本前提和核心价值观念令人怀疑或崩解时，他们往往会发生极大的性格冲突和焦虑反应。

中国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这一段时期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在“作新民”和“作旧臣”之间徘徊就是因此。这种时间经历一久，文化分子的性格会分裂。性格一分裂，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观念的变化愈来愈快，心灵的失落可能愈来愈厉害。这时，重新调整性格并且整合生活方式也愈来愈困难，但也愈来愈需要。我们试看中国文化在这一段转型所经历的调整性格之痛苦以及为求思想出路所受苦闷与挣扎，就可明了这类实情。在这种情形里，大家的心灵毫无防御地暴露在各种各色的“主义”说词之下，很少知识分子不是“狂想曲”的俘虏，而“革命去”则是自我彷徨的崇高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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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土运动

在文化再组合的过程里，文化动理的反应之一种为本土运动（nativistic　movement）。本土运动，依它的性质来观察，可分为两种：

一种本土运动是存续式的本土运动（perpetu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存续式的本土运动包括类似宗教崇拜仪式和行为。这种运动在一方面是为了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是为了反濡化。当原有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而发生保存传统符号、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机制作用时，这种作用是回反适应（reactive　adaptation）。在回反适应中含有返退作用（regression）。原有文化在外力——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之下，即令在表面看来是臣服了，平静无事，可是，在实际上于其文化的潜力里也许滋生文化的“地下活动”。这种地下活动与“小传统”互相表里助长而不可分。近代中国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常与“江湖”或“下层社会”发生某种关联。这种活动，蕴积既久，一方面可形之于仇视那代表外来文化的地上文化活动，另一方面可爆发而为排外运动。一个原有文化受外来文化危及其核心价值时，最易与恐外症（xenophobia）合流的。在这种时际，可能出现意志刚强的领导人物，民族救主，奇理斯玛（chari*a），和类似宗教并夹杂魔术的群众运动。美国印第安人之群集跳鬼舞就属此类。中国的义和团也属这一种本土运动。

另一种本土运动是同化式的本土运动（assimilative　nativistic　movement）。这种本土运动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并把原有文化之有价值的要素与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