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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都相，不就是希望能够匡正、劝谏易王循规蹈矩、忠心朝廷的吗？可易王不仅没有改变，还有点变本加厉了，你这个相国到底是怎么当的？！汉武帝一恼怒，就撤了董仲舒的江都相之职，将他召回长安，降为中大夫——一个没有固定责任的闲职。

董仲舒回到长安，怎么也闲不住。拿了皇上的薪俸，当然得干活才行，没有具体政务，就将他的一套《春秋》政治学说传授给汉武帝的近臣吾丘寿王及太子刘遂等人，同时还进行春秋公羊学理论与社会政治实践相互结合的探讨与研究。

董仲舒从“灵验”的求雨、止雨活动中得到启发，将这种思维方式推而广之，以《春秋》为据，把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与社会的政治现实联系在一起，相互推导、相互求证。没有想到的是，他差点因此而遭致杀身之祸。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的一天晚上，董仲舒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前些年发生在辽东高庙及长陵高园便殿的失火事件，一时间，他不禁神思飞扬、灵感倍增，便以此为例，运用《春秋》中的灾异论分析、推演了一番。他认为之所以发生宗庙烧毁的非常事件，原因就在于朝政积弊未除，皇家宗室骄奢淫逸。而挽救的措施就是秉承天意，清明朝政，铲除朝廷内外的擅权作威之人。他一边分析推理一边顺手记下，乃至通宵达旦，才写成一篇草稿。然后，他走出门外，呼吸着清早的新鲜空气，沐浴着初露的晨曦，一边漫步一边继续推敲不已。

凑巧的是，与董仲舒来往密切的同事、中大夫主父偃一大早就前来拜访他。仆人让主父偃等候，他不禁慢慢地踅进董仲舒的书房，往书桌上一瞧，一眼就发现了一份刚刚草就的手稿。拿过一看，上面的内容不禁吓得他心惊肉跳。稍稍镇静，具有小人邪恶心理的主父偃认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机会终于来了，将这份“灾异之记”的草稿偷偷塞进怀里不辞而别，然后密奏朝廷将董仲舒告了一状。

汉武帝看了这篇草稿，也不想贸然处理，就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急召当朝贤良，传阅草稿，征求他们的意见。草稿没有署名，也没有誊写，字迹随意，一时难以分清何人所作。传到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手中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则“灾异之记”出自恩师之手，就揣摸皇上的心理，针对其中的内容大加挞伐，认为作者不明事理犯上作乱，表面上是引经据典，实则是对经典的亵渎与歪曲。其他学者也一致附和、赞同吕步舒的抨击。于是，董仲舒被打入监狱。若以妖言惑众、下级诽谤上司等几条罪名而论，按当时的刑法，足可将董仲舒判个死罪。后来，汉武帝看在他那份卓越的“天人三策”分上，才下诏赦免了他。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9）

不久，董仲舒又重获启用，官复原职。这时，江都王刘非去世，新主刘建继位，汉武帝又派董仲舒复出江都再次为相，辅佐少主。刘建从小作恶多端，对董仲舒的劝谏与辅佐根本就听不进去。为吸取上次汉武帝迁怒的教训，董仲舒主动请调，转徙胶西王国为相。胶西王刘端虽然能够善待他，但两人的合作也不愉快。后来，董仲舒看出刘端骄横暴戾图谋不轨，而自己又无法扭转，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惹出杀身之灾与灭族之祸。惹不起躲得起，想到这些年伴君如伴虎的宦海沉浮，董仲舒对从政一途已然心灰意冷。于是，他向武帝递上辞呈，请求告老还乡。这一年，他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

董仲舒的从政经历与孔子似有不少相同之处，孔子与其弟子到处碰壁，还不时遭受驱逐、围困与饥饿的“纠缠”；而董仲舒则是不受重用，每到一处，都与别人合不来，无法和谐相处，结果空有一腔大志，不得不主动引退。学术与政治，严格说来是两条不同道上跑的马，而孔子与董仲舒硬要将它们生拉硬扯在一起搞什么“拉郎配”，最后受到戕害的只能是学术。他们相当狼狈的从政之路，也从某一方面证明了儒学与政治的不合时宜。可是，他们却不明其理，一心想着为君王服务，为朝廷效命。自己从政不达，还将满腔希望寄托在后来的儒者身上。

董仲舒回到长安老家后，“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与早年对学问的学习研究有所不同，董仲舒晚年以著述为主，将毕生的研究成果与人生结晶形诸文字，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辞官居家后写成的。如果董仲舒老死官场，那些流传至今的总结性文字如《春秋繁露》等也许在它们还没有问世时就已“胎死腹中”了。由此看来，士以不遇为幸遇。

然而，董仲舒即使告老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官宦仕途，心有所系，感慨万端，不禁黯然神伤地挥笔写了一篇《士不遇赋》的长文。其中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