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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沈鸿烈主席召见余森文时开门见山地说：“不久前，你见了美国麦克洛专家，他向我推荐了你。”接着，他恳切地说：“美国对新安江电站建设非常关心，非常重视。前段时间，美国专家在新安江上已勘测多次了，现在勘测队长徐洽时和美国专家都在淳安。最近南京国民政府也从美国援助资金中拨出了1700万美金，给我们浙江兴建新安江水力发电站。”最后，沈鸿烈爽朗地说：“你愿意和美国专家一起干这事吗？”早就想离开温州的余森文，见到这么一个好机会，忙说：“只要主席信任，我愿意尽力而为。”

1948年6月21日，陈仪取代了沈鸿烈，膺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一职。陈仪和蒋介石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同学，又同是同盟会会员，从20年代开始跟随蒋介石。蒋介石称陈仪为桑梓，是民国史上一位风云人物，他亲自从美国援助中国的款项中拨出了这一大笔建设资金用于新安江水电站。陈仪见这么大一笔来之不易的资金，便亲自召见了余森文：“蒋委员长拨出这笔款项，一定要在新安江上造出世界一流的电站。”余森文兴奋了，他和麦克洛的足迹踏遍了新安江两岸的山山水水，汛期一到，大雨瓢泼，他们被滚滚的山水所吸引……

1948年10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美国觉得国民党已摇摇欲坠，就把在新安江的美国水利专家全部撤走。麦克洛博士离开淳安时，留下一句话：“新安江的水力太厉害了，聪明人都会去开发利用的。”

新中国诞生，中国工业起步跃上了新的征途，中南海瞄准了上海的中国工业制高点，但要解决它的动力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初，燃料工业部一位名叫张铁铮的领导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当局对新安江的期待：“全国解放，蒋介石时刻妄图*，作为我国经济中心的上海，日益受到威胁，而电力则是袭击的主要目标。1950年2月6日上午，上海的各个电厂都在发电，国民党的飞机分批进入上海上空，杨浦与闸北两个火电站遭受严重破坏，2月21日，修好发电的闸北电厂，再度遭受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损失更为严重。只有14万千瓦装机容量的上海火电厂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的需要。1952年春节期间，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把我叫到中南海，要我汇报水电开发情况。当我汇报到新安江时，这位上海籍的中央主要领导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说能在新安江上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站，沪杭宁等城市供电就有了保证。我组织了几位专家对新安江实地察看，1952年6月20日，我又专程赶到杭州，我和徐洽时、王宝基三人写成了《新安江水力资源开发的报告》，“报告”以绝密形式报给当时身为华东经委的曾山和谭震林两位主任，“报告”建议在罗桐埠修建一座110米的高坝，年发电量14亿千瓦时，解决华东10年甚至20年供电不足问题。”

这份绝密“报告”上报后引起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关注。张铁铮去中南海向李富春副总理汇报时，请求将新安江开发列入“一五”电力基建计划，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陈云、李富春的批准，同意列入重点基建项目。开发新安江丰富水力资源的新蓝图从此铺开。

1952年下半年开始，国家燃料工业部组织力量开始描绘蓝图，在新安江干流和主要支流上增设了51个水文测量站，搜集整理水文资料；对120米高程以下可能淹没区进行社会经济调查；对沪宁杭为中心的广大供电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电状况及发展远景进行调查研究，论证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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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震林拍板（1）

在淳安、在龙泉、在江西、在安徽，只要有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地方，就有一块抹不去的阴影，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阴影一代代传承下来。有一席话传了50年：“新安江水电站的总设计师是安徽人，原来坝址在安徽街口，是他大笔一挥，向下移了100里，安徽人不移，淳安人全移了，我们吃的苦，全怪这个安徽人。”这样大的事岂能这么简单？事实上，当时的技术总监徐洽时是浙江人；一线党政头号人物王醒也非安徽人；最后拍板的*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则是湖南攸县人。

此前，也就是1948年4月2日，国民*家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水利部部长薛笃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