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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虽在航海方面成绩斐然，但最终还是折回了老路。英国则不同，它向前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且这些发展吸引了评论、争辩和解释。智力参与经济变革的意义在于阻止旧思维方式的回退。因此，新做法和他们敏锐的分析是为了推翻时光沉淀的智慧。许多国家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英国却能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持续创新，所以才显得更加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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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始点没有定数。所有历史发展都有前提条件，有些条件甚至可以倒回数百年。史学家展示给我们的每个历史断面都证明了现代社会的根基扎得非常深。然而17世纪，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代的人也敏锐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起初，世代沿袭的社会秩序尚可支撑既有的戒律、特权和法规。但一个半世纪后，资本主义获得的动量越来越强，可以对抗地位一成不变和皇室控制的统治方式。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和试错法中出现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他们没有了回头路。变化不可逆转且不断累积。最终，增长变成了发展，不只是扩张，而且积少成多。资本不再稀缺，事实如此，荷兰人凭借其在全盛时期，作为世界伟大的贸易商累积起来的储蓄成了欧洲的金融家。

“西方的崛起”在历史书上是非常古老的主题，但很可惜，这个主题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不公平的比较。我非常不愿意助长历史传统教育的这种嚣张气焰。我认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解释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变成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更愿意强调不寻常的时机趋同和恰当的判例引用。聚焦英国似乎有点老套，但最新的学术成果证实了英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最近，围绕欧洲在1800年之前是否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个命题爆发了一场令人兴奋的争论。肯尼思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亚洲的部分地区在18世纪享受着与西欧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准。在他看来，由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充分发展，出现了“大分流”，才产生了欧洲霸权。彭慕兰的研究非常有益，促进了新研究，并且推动了对旧观点的彻底重评。他用人的预期寿命、农业生产力和区际贸易等物质因素论证了“全球经济平等”。但彭慕兰没有注意到公众对变化的接受能力，以及政府反应的灵活性等无形资产。他也没有考虑各方面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是加强还是阻碍了成功的创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核心是控制资源和启动项目的个人能力。英国伟大且意外的成功促使我们去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却始终发挥作用的无形影响力。

某一时间点采用的创造幸福的措施没有过多提及不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动力。历史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这样的先例，有些国家蓬勃发展一阵后，仍然会回到从前的水平。只有英国在16世纪成功地迈出第一步后，仍稳步走向了其他创新。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逃脱了习俗的围追堵截，充分利用了变革的影响力。这一事实令人钦佩，并不是证明了民族的优越感，而是说明意外和偶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在强调英国特殊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性新制度的出现多么令人惊讶。

英国在经济上先进，却在政治上分崩离析。17世纪，英国的宪法和宗教冲突先是公开叫板，而后演变成内战，再后来成了共和实验，最终以君主制复辟的桥段结束。权力的划分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无论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的成因或假设是什么，创新者和开拓者自此都可以无视粮食生产和销售的古老规则。1688年，君主立宪制恢复了英国的政治稳定，新经济方式的地位也得以确立。这些方式当时已经很完善了，所以老一辈甚至开始抱怨世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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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变化与分析

亚当斯密（AdamSmith）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历史的线索。他的《国富论》是第一本有关英国经济变迁的巨著，论述了1776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英国经济的变化。斯密从更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了经济的渐进，这些步骤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资本主义的历史毫不费力地向前迈进，这一说法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大讽刺，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说它使自然之事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打破先例。这个观点有赖于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的参照系。在斯密看来，资本主义出现得很自然，从人们的普遍想法逐步过渡到“交换与交易”。而经济发展自身实际上又促进了这一特有的文化特质。斯密把因果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