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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还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书，就是在那里，我迂回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美国历史讲师使用的都是同一本基础入门教程。这本书的内容很主流，包括清教徒在新英国一连串的布道，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约翰洛克（JohnLocke）的《政府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联邦党人文集》等，它用一组数据展示了现代社会思想的起源。

教学是揭露无知的伟大开端。你边听别人的演讲边做笔记时，一切似乎并不困难。可当搞清楚过去的任务落在你肩头时，差异和不合理的推论就会亮起危险警示灯。我在涉及“人性”的定义中很快发现明显的异常。人性是18世纪进入公众讨论的一个术语，我们从未审视过有关人性的想法，因为它似乎是社会的常识性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友谊、婚姻和育儿，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几乎囊括了一切。我的教学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17世纪人性的根本变化。我们早期选择的教科书中，清教徒的布道词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戏剧集总把男男女女描绘得轻率又任性，再不然就是些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往前快进一百年来看，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已经发生了蜕变。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一些关于人的新观点。斯密认为自己的人性观点很合理，他说：“迅速保存的原则是我们不断改善自身条件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平稳的且不带任何感晴色彩，自我们从娘胎出来，直到走进坟墓都挥之不去。”他讲到“每个人为了改善自身条件而付出的始终如一的、恒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我想知道亚当斯密如何得出这个观点，认为人完全理性且会自我完善。当然，这和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以及清教徒信仰“亚当的堕落是我们所有人犯的罪”并没有相似之处。我在英国轮休了一年，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我在那儿阅读了一个新流派的著作，它们最早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是宣传页、经济短文、传单和建议书等贸易方面的文字记载。顺着这些贯穿17世纪的书面记录，我找到了丰富的线索，可以打破关于人性的传统看法。我发现大多数作者总是把他们的政策建议与有关人类倾向的主张或通常所说的自然法搞混。

第9节

资本主义也是文化体系

经济体制不会孤立存在，它总是与国家的法律和习俗紧密联系。尽管资本主义依靠的是个人意愿和个别选择，但这种关联仍存在。经济一直影响着社会，而社会习俗反过来也引导了人们的欲望和野心。社会惯例决定了家庭规模，而家庭规模又影响了种群动态。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无论是贸易商，还是制造商，他们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参与者，他们都有复杂的社会需求，并且在社会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他们是父母、国民、邻居，也是教会、政党或志愿团体的成员。当代的企业家、公司高管、银行家以及股票和债券的大股东在财务上拥有共同的利益，特别是他们都想使资本免征税并使企业免受监管，我们因此可以把他们看成某种资产阶级的构成。然而，即使这样一群人也不会只是资本家，他们还是父母、运动员、枪支所有者、天主教徒、福音派新教徒、匿名戒酒者协会（AlcoholicsAnonymous，简称AA）会员、美好生活的爱好者、自然主义者、环保主义者或者艺术赞助人。≈米≈花≈书≈库≈&nbsp；www。7mihua。com

这本书的基本论调之一是，资本主义并非不可阻挡、不可避免，它也不是注定出现。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小题大做？为什么还要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种子不是在中世纪生根，资本主义的心态不是与生俱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这些概念不正确。资本主义一旦违反了传统，强大的推力就是它必然在人类舞台上出现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