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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这次测验，他于一年后晋升为军需署副署长，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经理处长，身兼两职当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为前西北军“军阀”的鹿钟麟是兵役部部长，而兵役是抗战时期中国最大的弊端所在，蒋介石曾枪毙了负责兵役的署长（原属军政部），才设立兵役部，找了一个“党外”的西北军将领来做部长，自有平息众怒的目的。鹿部长也非傻瓜，特别找了位与蒋关系甚深又有清誉能吏的人来兼任经理处长，可以有如昔日的“钦差大臣”，来纠正风气。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4）

父亲的一项任务就是调查新兵及师管区医务实况。他揭露贵州各师管区的医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连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许入内，夜卧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这样有血性的“钦差”：

……立即将病兵送入医院，嗣严经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闻咳嗽声呼应不绝，声声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烛草此报告。钧长读之，当亦可闻新兵在寒夜所发呻吟咳嗽声，而共掬同情之泪也。谁无父母，孰无子弟，使其流连颠沛至于此极，未握枪受训杀敌前，已成饿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国，尚有逾于此？……钧长当指兵役部长鹿钟麟。此外他也调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贵阳则常领不到米。……在此军粮困难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据兵站运输大队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顺来筑（按：即贵阳）途中，连长曾售去米一斗；是否仅此数，尚不得而知。每日仅吃稀饭二餐，每人饿得目不能视云云。……至副食更谈不到，规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调查兵站运输大队新兵，据云，每天仅吃稀饭，并无副食，并须为连长每人挑菜若干来筑图利。在晴隆查安兴师区四团六连及十连时，据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计算，余作灯油等费。见其所吃之菜，亦不过菜汤一钵，每人分食少许而已。已嘱应照规定发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实不胜追究，惟谆戒要爱新兵而已。……

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实地调查的冰山一角，抗战那时已近尾声，不到一年日本就无条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国民党的*，但是日寇的侵略这笔账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点读书人的良知，在官场这个大染缸里特立独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战胜利后，显然并没有改善。1945年8月盟军中国战区的参谋长魏德迈（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蒋委员长呈上一份措辞强硬的报告称：

……中国的征兵方式是如厉疾……新兵都骨瘦如豺，身体软弱无力；军医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改变中国》）

其实，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战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牺牲的岂止平民新兵？几乎每个家庭的亲族里都有病死之人，笔者家也不例外。

先父这样一心为公办事，不是没有代价的，家人子女就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由于营养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岁的妹妹兴静一天早上起来腹泻发烧，晚上请来医生诊断为痢疾，次日帮工抱去医院途中就死了。据年长的亲友说，妹妹得病前一日，笔者先拉痢，但挺过来了，才能活到今日。父亲当时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经理处长，相当于中将级主管，如果借部车，当晚送医院，一定还有得救的。笔者5岁时，住在重庆，全家六口挤在一间房内，卫生、营养都很差。每餐都吃发霉、含稗石的配给米，能够有一两块甜饼干下饭，已算是不错了。笔者生疥疮，身上溃烂得很厉害，记忆里似乎没有去医院请医生治疗过，都是母亲与姊姊在屋外烂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疮。能活下来，看看自己身上的疮疤，现在年已古稀，也算幸运了。当时先父担任军政部粮粖司司长，主管全国军粮（家里配粮也是霉的），忙得很，很少见得着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陈诚系的王东原（湖北省主席）请去当财政厅长，先父对在湖北任职两件事常悬念在心头不敢忘。第一，我去湖北服务是由王主席东公推荐。当东公携着名单向蒋先生报告时，委员长指着我的名字说：“他是办军需的，不能去！”东公说：“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实，王东公曾请我们高级班同学刘公武兄事先征求我意见，我说：“现在我们工作没有个人自由，如果委员长一定要派我去，我自乐意去追随东公。”我知道委员长选拔干部，有他一贯的方针，违反他意志的事情，实非我所愿，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张，像是先父在攒营，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