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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人群中，好心的乡亲们赶快把我按下，蹲在他们脚下。他们人靠人的站着，像密不透风的一层层人墙，不分排，不分队，又挤又乱地站着。乡亲们暗暗地告诉我会场上的动静，一会儿说我家的箱子抬出来了，一会儿又说柜子抬出来了。敌人的叫喊声我也听得一清二楚，大概敌人发觉我已钻入地道无法抓捕，就声称要找“齐家老太太”。我想母亲到哪里去了呢？景陵又到哪里去了呢？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房子烧了，又说敌人快走了，正装车拉东西哪！正在轻轻地议论中，啪啪两声枪响，敌人走了。我家的一位帮工和村里的一位老百姓都被敌人打死了。是我连累了他们呀！疯狂的敌人，没有抓到我就在两个无辜的老百姓身上报复啊！

齐岩说的这个村，是高阳县庞家佐村。这村在冀中，算是个中等村，有400多户人家，齐家在村里是大户。是个抗日力量很强的老根据地，她那天和丈夫周景陵——《团结报》社社长给堵在家里，一来是因为村里有个叫齐平庄的汉奸悄悄去边渡口据点告了密——这个汉奸1947年已被处决；二来是因为那天大雾，对面不见人，等发现敌人，鬼子已扑进村来了。在危难之中，齐岩就是靠地道，靠村里父老乡亲们用性命、用自己瘦弱的身躯掩护，才活了下来。那天被打死的两个人，一个是齐岩家的长工，一个是“甲长”齐小生，他们既交不出“齐家的闺女”，也交不出“齐家的老太太”，而日本人这趟出来，二死一伤，其中还死了一个军曹，心中好不窝火，心想中国人打死我们二个，我们也得打死二个中国人，否则是“大大的不够本。”

“难道，五年抗战就这么完了”（7）

或许有人要说，齐岩毕竟是在自个家里，情况熟悉，又都是乡里乡亲，遇到危难，大伙自然要帮上一把。那些家不在冀中，或者是有家难归的干部们怎么办呢？没别的法子，只有自己到百姓中去找一个家。这就是当时所说的“救命户”，也叫“堡垒户”。和这家人同吃同住，生死与共。老人们说，这种堡垒户，得找那种家里人口少、小孩少的人家，以免互相串门走漏风声；得找那种地理位置好，最好是独门独院，靠近村边的人家。当然最重要的一条，要找对抗日有较高认识的人家，但也不能太红了，太红了也危险。据说这种人家，“仅饶阳一县就有一千几百个，”而一旦敌人发现某家“窝藏八路”，“一家人可能被抓被杀，房子财产可能被烧被毁。”真是血海般的干系啊！抗日的干部，受伤的战士以及干部的家属，就都是这样靠“救命户”生存了下来。甚至连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也是住在“救命户”，一住一年多，学了一口安平话。

妇女们向地道内送饭这些素不相识的人住在一起，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感情，百姓想尽办法为抗日干部的生活和安全操心操劳，干部们则帮房东干点活，帮孩子学点文化，亲如家人，多少年也忘不了。收留日本反战战士的郭大娘，在送走在一起住了一年多的“日本儿子”西村、津田、吉冈等人后，迈着一双小脚，走了三十多里，到关系家打听西村等人走后的情况。解放后任石家庄专署专员的韩启民，刚有一月9元的津贴费，就想起老房东，买些东西寄去。她说“实行工资制后，我的工资也多了，每逢过年过节，我都捎几十块钱给二位老人，从未中断过。”直至近些年，当年的老房东虽已过世，但与他们的子女还一直有联系，经常像亲戚一样走动。抗日干部与百姓如此血肉相连，令日本人头痛不已，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曾在谈话中说，冀中“军队、农民混成一片，组织极为坚强。”日军41师团参谋铃木重雄中佐也说：“冀中之战是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不过，不管是住在自己家里也好，还是住在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堡垒户家里也好，因为鬼子、汉奸到处乱窜，仍不免闹些玄事：韩启民老人曾回忆起这么一件事：1942年初冬，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党内个别不坚定的人脱党了。分区文建会有一个人就是因为怕死，回家了。他住在饶阳县三区的一个村庄，地委让饶阳县委副书记李太转给我一封信，叫我去找那个脱队干部做动员工作，使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天傍晚，我就出发了，与我同行的是三区区委书记乔民。为了缩小目标，乔民在前，我在后，拉开老远的距离。

我那时是女扮男装，头上扎个白头巾，个子又大，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是女同志。走到王岗村南边，迎面来了一个人，又高又大，40岁左右，面带一副凶相，与我擦肩而过。这个人大约过去了三四步，啪地转过身来，厉声说道：“站住！干什么的？”

我迅速用手枪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