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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作风不够；只想痛痛快快地去硬冲硬打，不愿在艰苦环境中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这次会上，大家不仅批评了领导，同时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有的说：“敌人搞‘蚕食’，正是他外强中干的表现。敌人第一线兵力不足，新兵多，这些兵既缺乏战斗经验又胆子小，便于我们政治瓦解，便于给我们当冷枪靶子，也便于小部队打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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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4）

有的说：“敌人向咱根据地‘蚕食’，我们给他来个以蚕食对蚕食，也到他的‘治安区’里去发展。那里什么咱们不熟悉，闭着眼睛也能跳来蹦去。日本鬼子再控制的严，咱们总会有办法活动。它就是个刀山，咱们也可以把它给踩平了。”

会后，“部队迅速在新的作战思想指导下行动起来了。”首先，我们从全团抽调了一百多名射击技术好，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和战士，组成二十五个孤胆射击小组，经常钻到敌人鼻子底下去活动，瞅到空子就打敌人的冷枪。这办法非常有效，使敌人防不胜防。

一天清晨，江家河据点的鬼子在炮楼下练刺杀，一来一往，毫无戒备。张钦指导员带的射击组沉着地埋伏在村旁，等到敌人集合讲评时，一阵排子枪打过去，鬼子虽然纷纷往炮楼里跑，但还是有五六个躺在那里爬不起来了。

七连二排带着射击小组，在北石殿看见有个鬼子哨兵，端着枪神气活现地站在那里，二排长瞄准一枪就把他打倒在门口；小组的人还想乘鬼子出来收尸首时再给他两枪，但等了许久，再也不见有人敢露一下头。

在燕川北炮楼附近活动的射击组，看见有个鬼子小队长牵着一匹大洋马，像是有事出门的样子，当他的左腿正要跨上马背时，神枪手“啪”地一声，鬼子小队长连人带马都倒在地下了。

肖锋说：“这种冷枪杀敌运动的开展，一时打得敌人闻声丧胆，坐卧不宁。出操不敢出，站队不敢站，以至吃喝睡觉、散步放风，都只好闷在那方圆不过二三十步的炮楼里。”

随着经验的积累，冷枪慢慢发展为冷炮。“有一次，我们得到内线情报，日寇驻南甸的司令部，第二天要在南甸镇召开‘庆祝蚕食胜利大会’。我们连夜把迫击炮架在离南甸三里路的小北庄，严密隐藏好。第二天上午，鬼子和伪军刚集合好要开会时，突然一顿迫击炮弹掉在会场里，敌人死伤一片。他们的庆祝会是开不成了，只好晚上悄悄开了个追悼会。”肖锋说，“在冷枪、冷炮杀敌的同时，我们还组织了几支坚强的武工队和便衣队，伸向建屏、正定、灵寿等敌人的纵深地带去，到处打伏击、捉汉奸、砸伪乡公所。有的一直摸到石家庄郊外的西兵营，袭击了日寇毛崎旅团的司令部。西兵营附近的陆军医院和飞机场里，也响起了中国人民胜利的枪声。”

照这个指导思想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把所得的战果作了初步统计，仅我团‘飞行射击’冷枪杀敌一项，在一个月内，即打死打伤敌人四百余名，而我们的伤亡却微乎其微。”肖锋深有感触地说，“对着这个几乎是‘四百比零’的数字，不禁使我又想起五团近年来的那些战斗，想起每次战斗中的伤亡和战绩。两种战术思想，两种作战方法，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

像肖锋这样原先热衷于打大仗，看不起零打碎敲的，后来逐步认识到积小胜为大胜这个道理的干部，当然不止一个。像五团这样原来只会死打硬拼，后来学会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部队，当然也不止五团这一个团。

1942年元旦，冀中部队18团3营正住在之光县（今清苑县东部）田蒿村，在同村住的地方干部，觉得“有主力部队”住在这，“心里觉得很踏实。上午饭大家包饺子过年，饺子正煮在锅里，突然，村边响起了枪声，原来敌人特务进村，打死了我部队的哨兵，并包围上来。”枪一响，大伙忙着突围出村，哪还顾得上吃饺子，亏得有人手疾眼快，临走从锅里捞了两笊篱饺子。用大棉袍前襟兜着跑了出来，大伙这才分着吃上几个饺子。日本人专挑我们过节吃饺子的时候搞偷袭，且屡屡得手，说明我们的战术思想的确要变一变了。本来，像聂荣臻说的，“我们就不能死抱着老经验不放，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硬往死胡同里钻。”“客观形势变了，我们的主观思想一定要赶上去。”又像刘伯承常讲的一句口头禅：“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干吧。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有一次，在山西辽县，他跟刘伯承师长骑着马聊天，正说着，他骑的马突然不安地嘶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