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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荄暴露了许多思想，把不满政府的话，他都说了，回来对我说：“他叫我不要有顾虑，我当然没有顾虑，什么话都说了。共产党不是骗人吗？先叫登记，保证不抓，最后来一个大逮捕。这种手段是没有信用的作法。”

他一说这话，使我想到在1945年秋，“九？三”胜利后，蒋介石对华北汉奸的处理。北京街头出了一个布告，上面有：“凡给敌伪工作之汉奸，但问行为，不论职位，予以办理……”就是不管这个人的汉奸职位多高，只要没有坏的行为就不抓，官虽小，但有坏的行为也要抓。这张布告一出来，90％以上的汉奸没有跑，自己都认为没干什么坏事。结果，戴笠一到北京把汉奸都抓了。汉奸被抓之后，在看守所说：“咱们被那张布告骗了。”

现在呢，这些人响应坦白从宽的号召而自首登记了。如果没有这个号召，有的人早就跑了。胡荄说的话，我同意一部分。昨天还问他有什么意见，今天就枪毙了。这种作法谁也意料不到。这样也好，在最后几分钟才知道被枪毙，减少许多苦恼。如果说要枪毙这个人，头十天就告诉他，这个人有多难过呀。1946年，“南京人民法院”判处汉奸死刑，如判周佛海、绪民谊、林柏生、陈公博等人死刑，都是事先宣判，准许找律师辩驳，最后，才执行枪毙。被宣判死刑，尚未执行，那心情不堪设想。

晚饭，黑窗户才打开，我再一看大街，没有人了。这个大风暴过去了。

晚上到看守所去汇报，我进屋一看，桌子上有张报纸，我想看看，被王所长拿过去，收了起来。王所长与宋所长问我号内的反映，我说：“大家不知什么事，有人猜，是开大会，但不知道什么大会，有人认为枪毙人，我也这样认为。”

别的号犯人害怕把自己提出去枪毙。有人说，这回被抓的都危险。因为抗美援朝一紧张，就要安定后方，所以我们这些人就该倒霉了。

我想到列宁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对一些反革命也施行大镇压，强调安定，毫不留情地杀反动派。现在，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也是一样。如此说来，今天杀人是按照列宁的作法执行的。自己会不会被杀掉呢？没有把握。比如栗宗元、马尚，他们二人与我一样，分在各监号，给政府反映情况，夜里同时到看守所汇报。我曾对郭科长说：“马尚虽然是中统的工运组长，可是他争取得不错，才判他有期徒刑七年。这次他在第八监号工作，反映情况也很好。他戴一个小脚镣，走路一点一点地挪动，太不方便，给他拿下来，叫他方便方便吧！”郭科长说再等两天。可是哪会料到被判七年有期徒刑的马尚这次又枪毙了！我这个没有判刑的，比马尚还严重的大特务，不也随时有被拉出去的可能吗？想到这，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被一些干部的笑脸所欺骗，应该知道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是无情的。但是话又说回来，我知道无情又能怎么办呢？我能对政府人员说，你们别来这一套，你们用完了我就要杀我的。

不能这样说，如果不杀我，我这样说是没有良心的。如果真要杀我，我把这些说出来，干部给我一些好言安慰，最后还是不免一死。我什么也不能说，心也不往这方面想。想一些别的事情，减少自己的苦恼。

5月20号以后，犯人有走的，也有来的，看守所把我调到第一监房，徐克成在第二号监房，邱明瑞在第三号监房，杨文昌在第四号监房，第八、第九没有人，十号沈重担任学习组长。

我迁到一号监房，仍然用“郭依平”这个化名。我到这屋干什么来了，看守战士都知道。这些哨兵都认识我，每逢在号内与别的犯人讲话的时候，哨兵看到也装作没看见。可是有一个班副姓傅，山东人，他对我最过不去，号内不准交头接耳谈话，可我为了要弄清问题，不能死坐着不动啊，我与隔壁的同犯一说话，被傅班副看见了，他对我严厉地批评了一番。我心想，这是故意找别扭。我心中不服，对宋所长说了，宋所长说：“我回头告诉他，你还要继续工作。”

没有几天，刘荣第来了，他是从北京捕获解到长春的。他关到了我这号，此外还有长春市立医院医生丛佩芝、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情报大队副张长青、哈尔滨工大学生门光第、东北大学学生潘澄、中统特务严新汉、现行反革命于宗元，都在我这号。一屋子人。

刘荣第穿一套新布制服，脚上戴着小镣，虽然这种小镣仅比手铐子大一点，但是戴上极不方便，一步只有几寸长，行走不如一般的铁镣。进屋后，让他靠近厕所坐下。有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刘荣第”。我马上知道了他，但是他不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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