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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见到我，热情地与我交谈。

我说：“我在第10军当连长，在衡阳和日本鬼子打仗，负了伤。衡阳沦陷了，我从医院逃到这里，准备归队，请你们指点。”

逃亡。回抗日队伍，回重庆去！（2）

老百姓们很同情我，带我到一个村庄，将我介绍给庄中一位有名望的中年人。这人名叫刘琼，他留我暂住他家，并找草药为我敷伤口。住了三天，他引导我向祁阳地界关帝庙方向走。

别时再三向刘琼致谢，他对抗日军人的热情，至今思之，仍很敬佩与感激，可惜无法保持联系。

我又风餐露宿地走了两天，终于在邵阳与祁阳交界处遇到74军的前沿突击支队。支队长将我报告的衡阳敌情电报军部。支队长留我在支队中治疗与休息。我为又回到了抗日部队之中而欣喜万分。

预10师情报参谋毛啸风被俘后逃跑了三次。他说：

8月9日上午10时左右，4架美军飞机飞临衡阳上空。我趁敌看守龟缩之机，迅速潜至江边躲藏起来。我找到两截巷战时使用的路障木，用铁丝紧扎两端，成A字，躲到半夜，我将木架放入江中后，下到水里。

下水不久，只见对岸有大队日军，举着火把，还不时向江心胡乱射击，我不知自己是否已被发现，十分惊恐。更糟的是，盛夏夜晚的江水，竟冰凉刺骨。不一会，我就全身颤抖，体力不支，只好泅回原地“归队”，第一次逃跑行动失败了。

几天后，日军从俘虏中挑出30名较为健壮的，去参加修复衡阳北郊蒸水上的草桥。我混入修桥的队伍。一天夜半，趁敌困乏之机潜伏到稻田中，随后以逐次跃进的方式，向西北方向疾走。一夜跋涉，回头已不见衡阳的影子。

脱离了危险，顿觉又饿又困。我找到了一个农舍，主人不知去向何处，只见屋内一片被洗劫的惨景。我在菜园里寻到一些豆类、瓜类，狼吞虎咽后，取下门板，和衣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偏西，我急忙上路，因做情报工作，了解李玉堂将军指挥62军和100军抵进洪桥至樟木镇一线，心想向西再走15公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甩开大步一路急行，在一座小山拐弯处，不意与3个日本兵碰个迎面。

3个日本兵中两个人挑着血淋淋的牛肉和猪腿，另一个腰横战刀，戴高度近视镜，大概是个军曹，我心中叫苦。狭路相逢，已避不开，只好硬着头皮向前走，企图侥幸闯过，这个想法太天真了！

日本兵二话不说，让我向后转，将担子压在我肩上。我在前面走，他们跟在后面，咿哩哇啦说着日本话，不时发出阵阵狂笑。七弯八拐，竟然又看到了分别不久的衡阳城。我的第二次逃跑又告失败。

我被送回俘虏营不久后，又遇到出劳工的机会。在路过一个集镇时，我又一次果断行动，混入赶集的“良民”群里，由好心的乡亲指路，我几乎是一路跑步，经泉溪市奔向衡山与攸县交界的铁丝塘。

在铁丝塘，我找到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名姓陈的领导给我开具路条，把我送到永兴至柳州的路上时，已是中秋节的第二天了（注：10月2日）。

当时第九战区长官部在郴州，我在这里以衡阳突围将士的身份受到抚慰。几天后，我登上郴州开往广东埤石的列车，取道连县，过广西贺县、荔浦，徒步跋涉，跨过柳江，直奔宜山，向李玉堂将军重新编组的第10军报到。

当我终于见到第10军大门的哨兵时，不禁热泪涌流。我以必死而未死之躯，在47天惊天动地的衡阳保卫战之后，冒千难、历万险，三次逃离虎口，穿越湘粤桂三省，终于又回到了抗日的队伍。

惨烈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失败时，城中的中国官兵约有3；000余人，这其中有千余人因伤病和日军*先后死去，如以上所述的城破时突围和被俘后逃走的人毕竟不多。随着时间的延续，方先觉等高级将领的命运越来越被全国民众、军队和最高军政当局关注。那么历史在他们身上是怎样发展下去的呢？

日军将方先觉等被俘将领关押一个多月之后，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汪伪政府导演下，上演了一幕将第10军改编为伪和平军的丑剧。日伪取方先觉的“先”字和和平军的“和”字，将新编的部队命名为“先和军”。以方先觉为军长、孙鸣玉为参谋长，下设4个师，师长分别为原第10军在衡阳守城的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和饶少伟。日伪向几位将军各授“任命状”一张，日式军刀一把，并将驻地的内层岗哨撤掉，只留下几个名为“联络员”、实为监视他们行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