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2/4页)

岸，然后只需再走两天旱路，就可以到延安，能节省几天路程。剧院的同志们都急于快些回到延安，一达他们当领导的就决定后一种走法。

可那时正赶上水大浪高，这么走很冒险，没有船工敢送我们。最后找到了一位老艄公，同意送我们。他说，你们都坐好，不会出问题。大家就带着行李、演出用的家当等等，我还抱着孩子，几十个人上了一条大船。

大船刚撑离河岸，就吓人一跳。它突然加速，失控一般，漂流而去。河水之湍急，以前所未见；浪头之高大，过去所未经。大家这才意识到，这水路的危险性，比想象中的大得多。山陕大峡谷之间，浑浊的黄河，水流很急，浪非常大，猛烈地撞击船身。船在水里面摇摆得厉害，一下儿歪到这边儿，一下儿又歪到那边儿。大浪“啪啪”地拍撞木船，溅的我们身上全都是水。忽然，大浪一推，船身斜起，眼看要翻，又一下子跌落谷底一般，再向另一边儿倾斜。大家牢牢地扒住船身，谁也不敢松一下儿手。我的大儿子延风那时四五岁，我和一达紧紧把他搂在中间，扳住船。这是条旧船，走了一段儿以后，船底忽然漏了。艄公就指挥大家，赶快拿出棉衣、棉被，七手八脚填堵窟窿，用手往船外舀水。水流稍缓时，艄公对对付付把船撑到浅滩，修补了一下儿，才又走。

一旦走到河面窄的地方，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高山乱石，天若一线，水若一柱，往往水更深，浪更大。黄河里有一种开花浪，对行船威胁最大。如果我们的船正撞在那种浪头上，船会立被打散，轰然解体，船上的几十个人就将跌入浪间，跟那些碎木片一起，无影无踪了。幸亏撑船的老艄公熟识水性，会绕着浪头走。有时，船刚过一个惊险浪头，就又一个大浪涌起，看上去铺天盖地，要是砸下来，整条船也立刻完蛋。艄公却能把大船从浪下撑过去。遇到这么大的浪后，艄公一边撑着船，一边不停地祷告起来：“天爷爷保佑，天爷爷保佑，我这坐船的都是好人也，我这坐船的都是好人也……”他这一祷告，有些同志听见了，更紧张了，我看见坐在我对面的一个同志，脸都白了。

这一天，大家就这样在湍急的黄河水流中，跌宕起伏，漂流而下。雄伟的万重高山之间，倾泻的滔滔大河之里，我们这条大船，不过就像是一叶扁舟，随风而去。那种根本无力抗拒的自然力量，使我们终于生出无助之感，发出对自然的尊崇之心。我们在精神极度紧张下漂过了这一日水程，天快黑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木船平稳靠岸了，脚踩在坚实的土地上了，身体却还感觉是在船上晃着。一些同志高兴地喊了起来：“我们活着回来了！”

这次回到延安，我们住在了宝塔山的半山上，面对通向延安城南的一条大街。那院子不宽，没有围墙，一排几个土窑洞，洞里有防空通道相连，厕所在院子边的陡坡下。院子边上，有小路可以下山脚，也可以通宝塔山顶。那时山顶上都是庄稼地，老百姓种着，宝塔就竖在地中间儿。那宝塔山，看上去不大，但住在它半山上，还是挺高的。我们单位在那里，又学习，又排戏，还创作、演出。一达他们在那儿创作了京剧历史剧《北京四十天》。住那儿的那段期间，我曾在乔儿沟住院多时，生下了大女儿乔乔。几个月后，就离开延安，到北京去了。1974年一达去延安看二儿子时，带他去看过那排窑洞，还是当年老样子，一点儿没变。他们经当时的居民同意，还进窑洞里面看了，窑洞最里面能连通各个窑洞的防空洞，也都还在。1982年我二儿子结婚时，带他的新媳妇回他插队的延安山沟，也到宝塔山去看过，那窑洞还是原样儿。过些年我儿子又去看时，土窑洞已经接出了石窑面子，变样儿了。2008年，我的两个小儿子一块儿去延安时，看到那窑洞好像要被封堵起来——那就该没了。

我1949年初离开延安后再回去，已经是五十多年后的2002年了。我只在不远处看到了在乔儿沟时住过的女生宿舍窑洞，而张崖村延安平剧院山上我和一达结婚住的窑洞，和那个塌下来把我们埋在里面的窑洞，还有宝塔山上我们住过的窑洞，我都爬不上去了，只能远望一番。但是我们这个家跟延安的缘份没有断。我的大儿子、大女儿是在延安出生的。我的二儿子曾在延安余家沟村插队十年。我和一达，还有别的孩子们，也多到那个山村去看过。近年，我的孩子们陆续去延安。二儿子差不多每年都回去，他一直在帮着他的余家沟做些事情。

我在延安生孩子

我是在延安结的婚。我的五个孩子里，头两个是在延安生的。一个是大儿子延风，一个是大女儿乔乔。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