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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他们的凶手，一定希望自己被人忘掉，但一定更希望自己被人宽恕。因为，唯有被宽恕了，他们才能免下地狱。其实，他们可以用真相换取宽恕。站直了，告诉人真相，让以后的人都知道真相，他们才可能有真诚的忏悔，他们就马上能得到宽恕。一定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杀人的凶手，我想宽恕你们，不诅咒你们，但你们是谁？我想宽恕的，是谁？

“*”开始时，维世的养女小兰十三岁，无人照料，孤苦伶仃。维世对小兰视同己出，如掌上明珠，给这孩子起的名字，便是自己的乳名“小兰”。她生前最后的岁月里，一定非常思念和担心女儿。幸喜那孩子天性也坚强乐观，快人快语。因此，在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在举目无亲的长江岸，她活了下来，也成长起来。今天，维世的这个孩子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在海外生活得非常好，每次回国来，都要来看我，搂着我亲热地叫“六姨婆”。她愿意跟我谈她的妈妈，她一直深深地爱着她的妈妈孙维世。

我想，这足以安慰维世了。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1）

我小时候，艺术种类不多，年轻人只要喜欢文艺，都会接触戏曲。现在，爱唱的年轻人，有很多歌可以学。那时候，爱唱的年轻人，只能有很多戏可以学。因此，和那时候很多孩子一样，我从小就喜欢戏曲，喜欢那唱腔、那身段、那色彩斑斓的戏装。在北京上学时，我课余就学着演过两出京剧——那时叫平剧，因为北京叫北平，一是演《鸿鸾禧》的金玉奴，二是演《御碑亭》里的小姑。

不过，那时候民智已开，话剧、电影这些新的艺术种类，也得到年轻人的青睐。从1927年到1937年，我先后在新蔡县今是小学、开封北仓小学、省立第二小学，和开封明伦女中、静宜女中，还有北京志成中学读书。在中学时，尤其是在教会学校时，新观念的影响，往往使年轻人更看重话剧之类新的艺术种类。于是，我跟我二姐的女儿孙维世一块儿，去上海向那时候的著名导演万籁天学话剧表演。在开封念书时，我课余参加演出了丁西林的话剧《压迫》，扮演房东太太。1937年冬，我加入正在抗战的东北军所属一个剧团当演员，也曾演过《顺民》等几个抗战内容的独幕话剧。那时，虽然我的戏剧知识很少，演得很一般，但我明确地开始追求话剧了。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话剧才能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才具有革命性。所以，到延安参加革命队伍后，我直接就进入鲁艺学话剧了。

不料，虽然不是我的本意，我却从1939年春天开始，到1949年初，一直从事延安的京剧工作，整整十年。

1。　在鲁艺戏剧系学话剧，却老去演京剧

1938年冬，我父亲任芝铭亲自送我到延安参加革命。孙维世建议我进入鲁艺。我父亲知道他的外孙女孙维世走的是话剧、电影的路子，搞的是新事物，也知道鲁艺那时候不设戏曲课程，便同意维世的意见，让我考进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第三期戏剧系学习，开始系统学习戏剧基本知识，学习话剧表演艺术。

那时，院长周扬给我们全院上大课，讲《艺术论》，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美术系的所有学生都来听。那会儿没有礼堂，所有人都在院子里黄土地上坐着，听他有声有色地讲课。周扬同志虽然是领导，但并不摆架子，见谁都打招呼，还好开个玩笑。我在大家眼里是个小女孩，在他那儿也不例外。1942年我离开鲁艺去了延安平剧院。过一年再回去时，我已经结婚怀孕大腹便便了。周扬同志看到我，笑说：“任均都要做母亲了啊？”我不是他以前看到的女孩子了。

后来，　“*”后期，他不挨整了后，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我和王一达曾跟冯牧、戈扬、张梦庚等同志相约，去那儿看望他和他夫人苏灵扬。我跟戈扬是60年代在东北相熟的。她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辽宁，60年代初到省作协工作。那时她上班的地方在张学良故居，我去她那儿时，见那房子很漂亮。后来大家都回北京了。80年代，我二儿子想调动工作时，单位不放，我跟戈扬说起，她去帮着问了，笑着跟我说：“这么好的干部，要是我也不放啊。”她和冯牧给帮了忙。一起去中组部招待所看望周扬同志时，“*”还没结束，但周扬和苏灵扬都很乐观，谈笑风生的。后来大家说，周扬同志是“*”前整人，“*”中挨整，“*”后大彻大悟了。我相信，他的乐观积极来自他的大彻大悟。一次在王府井东安市场里，我遇到周扬同志，他在等苏灵扬买东西。他问我：“一达回北京了吗？”我说还没有。他又开玩笑说：“王宝钏十八年，任均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