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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凄然！”

1946年名世牺牲后，组织上担心对二姐打击太大，一直没有告诉她，也不让任何人告诉她。瞿秋白同志的夫人杨之华大姐告诉我时，也叮嘱我别跟二姐说。两年多没有名世音讯，二姐心里可能明白，这孩子回不来了。她在她作的最后一首诗中写道：“我认识的朋友中，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但她不愿去证实，因此从不跟人打听。

现在，胜利了，马上就可以回家祭拜母亲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孝养老父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姐妹团圆了，她却离去了；马上就可以与孩子同享天伦了，她却离去了！她放下能尽情享受的家人之爱，离开这一切，自己去找名世了！看她放心不下的名世去了！

我趴在二姐床边，哭得死去活来。

组织上把我和三姐安排在一个条件很好的内部招待所。但是多好的东西，我一口也吃不下去。我和二姐的感情，不光是亲姐妹的感情，还有这么多年以来，二姐对我的影响，和我们在革命队伍里产生的更亲近的感情。4月12日，天津市的领导同志黄敬，从天津送装殓二姐的灵柩到北京，我们随那列火车回京。4月13日，组织上在北京万安公墓举行公葬，安葬了我二姐。那天去了好多领导同志，和一些亲属。维世、我、我丈夫王一达、我三姐和三姐夫冯友兰，都去了。

那天，《人民日报》在一版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又报道：“【本报讯】北平市人民政府于昨（十三）日在香山万安公墓公葬任锐女革命家，参加公祭的有林伯渠、罗迈、刘仁（女）和*人士章伯钧等六十余人。林伯渠同志主祭。罗迈、刘仁两同志报告任同志的革命生平，章伯钧先生报告其参加革命初期的英勇事迹。按任锐同志于十日在津因病逝世，遗体于十二日由津移平。”林伯渠同志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我二姐在延安工作时的领导。章伯钧先生早年跟朱德、孙炳文一起去欧洲，是我二姐的老友。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10）

那时，重庆那边也有报纸报道了我二姐去世的消息。一直在重庆生活的我大姐、大姐夫，和他们抚养长大的、我二姐的小女儿黄粤生，从报纸上知道我二姐不在了。

后来，周恩来同志给二姐题了墓碑：

任锐同志之墓

周恩来敬题 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1950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纪念我二姐逝世周年特刊上，发表了她一生所作的最后一首诗《午夜》。二姐会作旧体诗，在延安时是林伯渠组织的“怀安诗社”成员。后来也写新诗。1948年8月，她随队伍转移到冀中一带时，感觉到胜利已经来临。她思念亡夫，挂念孩子，夜不能寐，思绪万千，写下了这首新体诗：

午 夜

午夜滹沱河的流水，

更清晰地发出响声，

一会儿又吹起了大风，

风声水声，汇成巨音，

使人不能安寝。

这些自然的音响，

很可能触动不幸人们的心情，

我却默默地躺着，

心里也还冷静。

我不去回忆儿父的惨死，

也不去回忆夫妇偎依

儿女绕膝的情景，

更不去想象战场上幼子的吉凶……

一心盼望着天明！

残酷的法西斯，

万恶的敌人，

它的残暴，

它的横行，

使母亲们鬓上增加了多少白发，

额上添加了多少皱纹！

现在已是黎明时分，

正经历着残酷的斗争，

多少英勇青年，

前仆后继壮烈牺牲！

我认识的朋友中，

有的已成了烈士的母亲。

我也可能是其中的一人！

真理正义止住了

母亲们疼痛的心，

我们更奋勇前进！

我明白了：

这伟大神圣的解放战争，

是为了祖国的独立，

民族的永生！

我明白了：

少数人的死，

是为了多数人的生；

少数人的苦难，

是为了多数人的安宁！

我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