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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带着对“政变”乱世的深深失望，带着看不到女儿的深深失望，他的生命终结于“*”。

1969年1月23日晨，父亲去世了。那天，河南省政协“斗批改领导小组”开出介绍信，到郑州花园路照相馆放大了一张我父亲的照片。父亲去世，军宣队也不放我，我始终没能去见父亲。又是女儿乔乔替我去了郑州，代我参加了1月26日在郑州的火葬场里开的小小的追悼会。《河南日报》登了“任芝铭先生病故”的消息。那是春节之前，腊月寒冬。他的女儿们，没有一个能去送他。

红卫兵走后，老人问：“是不是政变了？”（2）

抗战时候，我的生母去世时，我们姐妹就都不在家。那年我在家跟母亲分手时，虽然没有想到会就此永别，但总觉得，这烽火遍地之时，不同于以往的寒假暑假，说回就回来，说走又走了。那时抗战已全面爆发，母亲也要为国出力，捐了些戒指、耳环支持抗战，还在家里请了很多妇女，给前线士兵做棉鞋棉袜子和耳暖子。母亲随父亲走过一些地方，多受父亲和二姐影响，因此不是一个视野狭窄的家庭妇女。自从我二姐夫孙炳文被害之后，她就恨蒋介石。她把二姐的几个儿子抚养起来。孙泱、孙济世、孙名世的生活和读书，主要都是她出钱供给的。而且，她想让我也走二姐那条路。母亲痢疾十几年了，父亲出门总带回各种各样的药，但总无效。这时，她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姐姐们又都不在。看着她瘦弱的样子，我放心不下。但她说：“你这么大的女孩子，在家待着也就没出息了，别光惦记娘，出门去吧。”

回想起来，最后那次，母亲可能已经预感到，那一别，就是永别了。她拉着我的手说：“六妮儿，现在你出门，是去抗日，是为国。兵荒马乱的，娘的身体又不好，不知道咱娘俩以后还能不能见面。”她拿出个翡翠戒指，说：“娘这儿有个戒指，跟娘多年了。娘把它给你，留个纪念。”我心里难过，说：“娘，我不戴那个。我会回来的。”母亲说：“戴不戴的，留在身边。哪天你想娘了，就拿出来看看。”我鼻子一酸，一下子扑到母亲怀里，哭起来：“娘！我不去了！我永远和娘在一起！”母亲轻轻拍着我说：“这孩子，又说傻话了。人家剧团还等着你呢。你去演剧，是抗日呀，哪能说不去就不去？将来，你能跟你二姐到一起去，娘就放心了。要是哪天你和姐姐不在一起了，你一定要自己照护好自己。”就这样，我收起了戒指，带上父亲给我的《关帝诗竹》拓片和线装《唐诗三百首》，还有我喜欢的《拜耳钢琴曲》，离开了家。

没想到，几个月以后，母亲就去世了。我们姐妹没有一个在她身边，只有父亲守护着她。父亲后来告诉我，母亲最放心不下我，临终前她叮嘱父亲，叫他一定让我和二姐走同一条路。父亲送我去延安，也是在了结母亲的心愿啊。就这样，我随着父亲远上陕北，永远地离开了母亲。

三十年后，父亲去世时，我们姐妹还是没有一个在身边。早在“*”前好几年，我和大姐、三姐就相约已定，1969年，我们三姐妹和孩子们，还有二姐的孩子们，所有家人一起去郑州，为父亲做一个隆重的百岁大寿。没想到，“*”乱世，寿礼成了葬礼。

我只能见到父亲的骨灰。半年后，下乡麦收结束了，军宣队才批准我去郑州。我的继母朱氏婶到火车站接我，见面就抱着我哭起来。那时，朱氏婶已经被赶出了父亲原来的房子，住进一间很小的平房。她告诉我：“你爹一死，他们就不让我住大房子了。”小平房里只挤着一床、一柜、一桌、一凳，桌上放着我父亲的骨灰盒，日夜放在那儿。她每天擦。我劝她把骨灰送到陵园去，她哭了，说：“你不知道，她六姐，你爹在这儿跟我做伴儿，陪着我。他要是走了，谁跟我做伴儿呀？”我的眼泪哗地就流了下来。回北京后我跟三姐说起，三姐也落泪不止。后来，朱氏婶还是听了我们的意见，跟省里说了，把父亲的骨灰送进了烈士陵园第一室。当时省里还在烈士陵园举行了一个骨灰安放仪式，很郑重。

继母朱氏一直对父亲很好，对我们姐妹也很好。我出国工作时，她想让我把孩子送到郑州，她代为照管。以前父亲来北京开会时，带着她在新侨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都住过。公社化后，粮食紧张，她在饭店吃饭时，就悄悄把桌上剩下的馒头攒起来。她陪父亲来家里看我时，就给我带来包馒头。那年头，我真想馒头。看见馒头，高兴极了。朱氏婶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父亲去世后，她非常孤独，怀念我父亲，经常哭泣，哭得眼睛快瞎了。1970年，我接她到北京，住在我家，服侍她到同仁医院、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