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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视觉和呼吸。全房只有一扇门，门上方有一手掌大小玻璃，透过玻璃，门外的警卫可以窥视室内动静，我在这第5房住了近一年，门口的警卫24小时从没中断过。换句话说，除了在洗脸、大小便时有个死角外，一举一动，全在闭路电视和警卫一人的监视中。正因为第5房的装修如此奇异，所以我在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疲劳审问中，完全无法辨别是日是夜，只能从早餐的情况感觉出又一天开始了。

李敖又说：“我从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收押起，大概经过三四天或四五天的疲劳审问，始终浑身疲累却满口谎话，不得要领。特务们侦讯的方式只是翻来覆去听你说说说，偶尔在旁做记录，4小时换一班，接班的两人翻看记录后，即立刻进入情况。轮番上阵，一一追问我过去多年所做‘害’国民党的事，尤其是‘跟监’我的14个月中，我竟神通广大，在被‘跟监’中做的许多‘害’他们的事，例如援救柏杨事件、泰源监狱名单事件、接雷震出狱事件、窃听器偷运事件，乃至八竿子打不着的美国商业银行爆炸事件等等，不一而足。在所有问题中，最令我困扰的是一再问什么是‘两个半’？我说‘两个半’是中国民间传说有两个半军事家，一个是杨杰、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白崇禧。他们说你李敖胡扯，我们问的不是这个。我说既然不是这个，请你们给我一个边，教我怎么答，否则无从答起，最后终于告诉我魏廷朝说‘两个半’是他是一个‘###’，谢聪敏是一个‘###’，你李敖是半个‘###’。在台湾肯定的‘###’，只有你们‘两个半’。事实上，魏廷朝从来没跟我提过什么‘两个半’，我又从何答起？最后侦讯人员告诉我，他们得到的情报是以某某为首的叛乱活动‘台湾本部’有五个委员，我是其中之一。我听了大惑不解，因为关于这‘台湾本部’，事实上，我一无所知，乃是被逮捕以后才得知的。听了这一天方夜谭，我说半个正好是‘两个半’的五分之一，‘两个半’自是指五委员而言，这样看来，‘两个半’岂不正是五委员的秘密代号吗？—我在忧患中仍不失幽默，这段讽刺，我记忆犹新。”

李敖说：“为了证实我是五委员之一，特务们硬要从我口中，落实这一事实。因而把我刑求，刑求内容从拶指到夹竹竿，不一而足。后来得知：我是受刑受得最客气的一位，同案除……以下，……都受到各种苦刑，包括灌汽油、坐老虎凳、背宝剑、三上吊、摇电话等等在内，这样子长年逼供的迫害，最后取得的自白，其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刑求我的人物是由保安处组长李彬如上校带头。李彬如长得很委琐黑矮，上海口音，在1963年检察官王镇被刑求案中，就出过大恶名（1963年5月6日监察院‘王镇诉请被警总刑求案之监察院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李中校，即是此人），后来因脊椎生病死了。……这些人在办案时，心理状态都是极有问题的。例如他们刑求逼供时，我反问他们，我说：‘我看别这么麻烦了好不好？你们拿空白的笔录纸来，我在最后先盖下指模奉赠，然后你们回办公室，随便你们怎么填写我的罪状就是了，你们填我是“匪谍”、是“###”。是长白山上的“老狐狸”（我被抓时，正是电视剧《长白山上》走红的时候），悉随尊便，都行！’可是，他们不肯，他们吼说：‘他妈的你李敖是什么意思？你这样看不起我们！你以为我们破不了案，你想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去？不行！你死进了棺材，我们也要把你棺材盖撬开，要你吐出秘密，再去死。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在我们眼中，是玻璃缸里的金鱼，我们把你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我说，总得透露一点蛛丝马迹，让我来编。’他们说：‘我们不提示！’正因为他们的信条是‘不提示’，所以才有新疆王盛世才那种整人作风。（盛世才自己反苏后，诬人是共产党，十分起劲，他亲自审问丁慰慈，查问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不胜刑求，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逼人自诬。于是丁慰慈只好从拿5万说起，盛世才嫌少，毒打之下，卢布由5万升到10万、20万、30万，可是还打个不停，嫌太少。丁慰慈索性自诬拿了100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慰慈由10万、20万、30万，一路往上升后，再从90万、80万、70万、60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慰慈说出50万，盛世才认为与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这种办案人员的心态，后来我才悟出道理来，原来这是一种自欺型的心理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