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2/4页)

,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7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以限时信寄来1000元,并写给我说:‘……过了10月10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22天后的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4)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

“特立独行”四字,堪称作家李敖为文为人的宗旨。在李敖自撰的自述中,随处可见他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李敖认为:“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满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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