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第2/4页)

1月

控告《求是报》股东案

1995年5月

诉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诽谤”与“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案

1998年5月

诉王令麟等3人“诽谤”案

2000年　5　月21日

在台北地方法院以“内乱”、“贪污”和“泄密”三大罪名控告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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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李敖几十年来，在台湾曾经涉讼数十起。台湾的报纸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打开李敖官司史，总统院长无一幸免》，该文对李敖作了如下记述：李登辉和“五院院长”，我都告过！除了是知名的作家，有名的###，李敖还是人人皆怕的诉讼大王。除了告过“总统”、“五院院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知名的政治人物、媒体负责人，甚至连政府机关，只要被李敖锁定，几乎很难逃过被李敖告状的命运。

在李敖接受《新新闻邮报》的专访中，李敖说他的官司史，已有35年之久，从“被告”到“原告”，从“小民”到“刁民”，从“自卫”到“卫人”乃至“好管闲事”，李敖这些年来已出庭几百场，下笔几十万言，至今仍有多起官司缠身。

谈起李敖的官司，头衔最大的被告当然是李登辉和“五院院长”，理由是“伪造文书”。李敖表示，按照林洋港的说法，当年蒋经国去世时，李登辉和“五院院长”到蒋经国官邸，先是鞠躬，然后就在蒋经国遗嘱上签字。但是按照民法的规定，遗嘱必须是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自己口述或是由别人代写，然后才签字，“需要生前认可”，但是蒋经国的遗嘱却是事后签字，真伪便不得而知，因此李敖便一状告到地检处，说李登辉和“五院院长”伪造蒋经国的遗嘱。但是地检处的首席检察官刘景义，这个李敖口中“讨厌的东北人”，却给李敖回了一封信。李敖说，刘景义信中表示蒋经国的遗嘱是“政治性遗嘱”，与民法规定的条件不符，所以不能依法办理，“这是笑话！”李敖认为，遗嘱就是遗嘱，哪里还分政不政治？

说起李敖打过的媒体官司，他与《自由时报》的几场官司是最为特别的。李敖曾成功地告赢《自由时报》一起“诽谤罪”，获得50万元的赔偿金，李敖得意地表示，《自由时报》曾经写了一篇“李敖开车闯红灯”的报道，但却不知道这原是李敖上邱彰节目时说的笑话，结果惹来诽谤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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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为什么打官司

我为什么打官司

李敖在台湾从文数十年，亦涉讼数十起之多。他曾经在《李敖大全集》中，有专著《闹衙记》和《好讼集》生动记述了他参与数十起大大小小官司的经过。从这些专著里，我们不难寻觅到李敖打官司的来龙去脉与心路历程。这些官司无论大小，无论胜负，均有他特定的轨迹。那就是李敖是一个敢于向邪恶抗争的斗士，特别是他在白色恐怖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明知他申告的对手是权倾一方的高官，也明知他诉讼的结果往往败诉，然而李敖依然每次都不为邪恶所惑，只身上阵，以寡敌众，以弱对强。李敖为什么要打司官，他自己如是说：我从36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对手与法官更无宁日。36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自述：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1）

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

纵观李敖在台湾的涉讼经历，多与他在台湾所处困难受压的境地相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