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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技表演，我要匡正台湾的政治风气，为台湾人民‘洗脑’，树立新领袖的标竿。　换言之，我参选就没想过能当选。这么多台湾的重要人物怕我，我怎么能当选？政治永远不是小民说了算，可所有的政治家都在表演给小民看。”

“‘一国两制’是台湾和大陆人民唯一幸福的明天，除此以外的战与拖都会使人民遭殃，而那些满口信念与仁义道德的政客则毫无损失，他们从不关心人民疾苦，就像根本不在乎自己受否遗臭万年！我李敖是个什么主义者，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既然我未能成为总统，那我的政见对台湾人民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但只要我还活着，我的政见就绝对是台湾当局最关注的。有人见我骂国民党，就说我是中共同路人。我看不起这样的逻辑。”

“1982年3月16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分子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

“现在我眼看着蒋介石死掉了，他儿子死掉了，他孙子也都死掉了，连私生的孙子也死掉了，都不在了，剩下的，也都老的老、死的死，我的敌人等于都没有了。他们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他们曾经拦过我的路，我现在也老了。我认为对邪恶、对黑暗，你表示沉默、表现出闪躲、与世无争，你就是共犯，是罪恶和黑暗的共犯。坏人做坏事，你看着他做（而不阻拦），你就是共犯。所以我才力竭声嘶，要出来讲话。

“我对政治家有种天生的厌恶与不信任。我对大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没有任何了解，也没有兴趣，所以无法发表任何看法。我走上讲台，装装学者；下了讲台，做做文人；没钱的时候，做点生意；有机会的时候，想做‘总统’。我的学术信仰是什么？这么复杂的问题，通常留到我死后，由那些被我骂了一辈子，也骂了我一辈子却没办法把我打倒的人为我评说，我只躺在棺材里笑。”

“我过去在台湾连续55年，一天都没离开。我过去早就被抹红了。他们不会怀疑这一点。因为过去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代，我坐牢的罪名是‘###’呀。当然这是假的罪名，牢是真坐的。所以，今天这些所谓‘###’分子，他们比起我来差得太远了，因为我还坐了假（罪名）牢，他们连假牢都没坐过。

“真正的英雄好汉，你要独来独往嘛，像我这样。可是像我这样，他们基本上要落选的，要用反民主的方法把你挤到边。上去我这也算是运气好，也算是特别的异类，所以只能由火车头变成火车尾才能当选台湾‘立委’。我是在谈笑之间当选的。我不依靠党派，不放鞭炮，不握手，不作揖，不拉票，不成立总部，不搞宣传车，也不用电话拉票。所以我讲笑话说我当选是没天理的。可是像我这么优秀的人不当选也是没天理的。所以只好当选最后一名大家都比较能接受。

自述：邓小平不是说得很清楚吗（2）

“我进去以后（指参选台湾‘立法委员’），我会练习去影响他们不要作敌对的，因为他们跟我敌对的结果就是杀来杀去的。可是事实上不可能杀去，因为我杀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我消灭了，所以不发生杀去的后果。可是我觉得我应该争取他们，使他们觉得不要再偏离这种真正的世界大气候的主流，不要关着门自己做皇上、做皇帝，没出息。台湾人不要这么笨。我想我在这方面可以影响他们，使他们回归到大家对整个中国人的处境有一个好的态度。这也是我竞选的标语，号召的就是向老共（共产党）要和平，向老美（美国）要公平，向民进党要太平，心怀不平的每一个人和李敖一起抱不平。这是我的构想，我想我会实现这四个构想的。

“我不代表对两岸问题不敢讲真话的泛蓝，更不代表极力去中国化的泛绿，但我敢于称自己为泛红。两岸问题将是我在‘立法院’问政时的第一优先议题。我自信有能力打破‘立法院’谈两岸和平统一色变的所谓寒蝉效应。

“跟共产党的关系讲任何公道话或正确的话都会被戴帽子，打杠子，会被打压，被污名化。所以，大家不敢讲真话了。我觉得，我有最好的一次机会可以堂堂正正地把两岸关系的正确方向指出来，并且加以证明。这就是我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