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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帮会里传来好几份情报……”南京研究小组的曾先生还在坚持他的观点。

“青帮和你们一样，从来都是共产党的敌人。”

“你们也是！”南京专家反驳道。

“的确如此——也许在上海的防止赤化问题上，我们该多负点责任。不能太依赖国民政府。”少校应当感谢科西嘉人善于狡辩的天性，他让南京的这帮学者暂居下风。

“你们思想陈旧，太相信武力，完全不懂得管理城市。把国家政策当作党派政治的报复工具。我听说江西的共产党武装把你们一个师长的头颅放在竹筏上，顺着赣江漂进县城，你们就在南京和上海的监狱里枪毙一批共产党……”萨尔礼少校阅读中文报纸，租界里很少有像他那样的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想法有真正兴趣。他记得那篇报道的标题是——《江声无语载元归》。

“……上海可以成为你们国家的模范，现代城市的模范，法制社会的模范。”对少校这番哲学思考，只有代表英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观察家布里南先生表示赞赏。他的眼神倦怠而又悲伤，但他还是在负责任地倾听。

“上海的混乱形势完全是你们的短视、你们的姑息造成的，你们只晓得赚中国人的钱。所有这些混乱都是因为你们在租界里限制中国政府的行动。共产党把它的中央局都设在上海，就是因为你们保护他们！”这是南京小组成员里一个忿忿不平的年轻人。

“……国父的三民主义是现阶段中国所有问题的最好答案！现在正是要求国民党实施铁腕的训政时期。早晚有一天……我们会管好这座城市的……也许要等到大上海计划成功的那天……”他有些气馁。

这些讨论是偏离会议主题的，这些问题应该交给伦敦或巴黎——甚至南京的政客，马丁少校认为大家应当围绕具体事务展开讨论。南京研究小组的曾先生提出，他们的人员假如能在租界里获得更多行动自由，将给目前的情报交换机制带来更多效率。

马丁和萨尔礼代表两个租界的管理当局，对南京研究小组在持有枪支、无线电频率、特殊汽车牌照以及行动机构场所等问题上作出恰当的承诺。但你们无权在租界范围内对任何人实施抓捕，萨尔礼少校强调说。

正是在这点上，会议的气氛开始有所改变。抽象的哲学辩论很容易演变成互相指责抱怨，就事论事的讨价还价却往往可以成为真正的合作起点。南京小组的首席发言人曾先生认为，原先那种提出名单由巡捕房实施逮捕的设计常常导致错失最好的审问时机，他提出一种事后报备的妥协方案。当然，最终获得的情报将由各方共享。但萨尔礼少校说，绝不允许破坏租界既有的司法管辖制度，一旦南京方面擅自行动，他无法保证法租界巡捕不会把该类活动视为形同绑架。

在陷入一阵沉默之后，马丁少校出来打圆场。他首先承认在处理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上，南京小组有他们的长处。他狡猾地说，我们不妨对这类行动换一种定义，它既不是逮捕，也不是绑架。在某种情况下，南京研究小组和善地约请一两个当事人到驻地商讨一些问题，假如现场目击者一致认为其中并无胁迫强制，假如事先——或者事后租界警务处对事情的前因后果得到一些合理的解释，假如讨论的结果将会完全以书面形式提供给警务处，假如在一定时限内（比如四十八小时内），这个被请到南京小组驻地的当事人会被转交给巡捕房加以看管，以后也会循由合法的提审、审判或引渡程序来处理，那也并无不可。

萨尔礼少校坚持所有的审问都必须在巡捕房派出的观察人员监视之下。再次妥协的结论是，一旦南京小组把行动完全告知巡捕房，巡捕房就将派出观察人员，而清晰的告知必须最迟在事发二十四小时内用书面形式交到租界警务处的政治部办公室里。也就是说，在那二十四小时内，南京小组可以尽情与当事人就某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和善的商讨。

“那么——此刻你最热切想要约会的对象是谁呢？”萨尔礼少校用这句话来结束上述讨论，语带玩笑，意在抚慰对方。

曾先生显然同其它中国人不一样，他确实有幽默感，不像别的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常常显得太过严肃。他的回答是：“根据之前的讨论，我们将会在邀请之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告诉他们的家长。”

“那都够得上怀孕的时间啦。”毕沙司令欢乐地叫起来。

等到南京研究小组成员列队鱼贯走出临时会议室（这是二楼大客厅旁边的一间侧室），等到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