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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机、电视机甚至香烟、汽车、成品油。

北川省虽然经济上远没有南海省发达，但是得益于自身有海岸线，而且自和Y国的战争结束后，俩国开始通商，作为和Y国接壤的省份，自然而然在受到贸易利益之余又等于多开了一条走私的通道。

但是北川省走私有个特点，大部分是以香烟为主。但是北川省由于地方民众的消费意识问题，万宝路和三个五、健牌之类的走私香烟卖得并不得价。而相邻的南海省，由于是最早打开国门的地方，对舶来品一向青睐有加。

九十年代初期，南海省商人并不喜欢国内生产的香烟，或许是那时候的万宝路广告做得太好，谁出去谈生意，口袋里不放一包万宝路和别人分享都觉得拿不出手。

司徒洋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利用港商的身份开始走私香烟的勾当。和香港接壤的鹏城市，对走私香烟卡得比较严，司徒洋就来了个曲线救国。

把船开到公海，由太平镇的大飞艇到公海接货，然后蚂蚁搬家的形式运到太平镇，然后进行分销。

或者直接利用Y国当时百废待兴的无序状态，将香烟走私到Y国的码头，然后经过绵长的交界线进入北川省，再由陆路运到太平镇。

司徒洋原本祖籍是北川人，有了这一层关系，加上披上了港商的外衣，人胆大之余又相当的精明，所以他在北川省如鱼得水，混得相当滋润。

不过，司徒洋的胃口日益增大，导致了他不满足于走私香烟和轿车，想去动刘小建原本已经做开的成品油生意，导致惹祸上身。

司徒洋怎么也没想到，刘小建的父亲刘大同会这么快就当上了滨海市的市长，当年背后捅了一刀刘小建，如今想想起来都觉得后悔。

当两百箱走私烟在太平镇被扣，司徒洋原本是想借这件事去给刘大同拜拜码头的，没想到刘小建压根不稀罕他那点孝敬，要的是和他合作，分司徒洋原本已经搂在怀里的蛋糕。

走私小轿车，是一门利润丰厚的犯罪活动。司徒洋根本不像割肉，想忍痛将太平镇这个南海省走私渠道的桥头堡放弃，另起炉灶。

他在太平镇还有一千箱的走私烟，价值将近五百万。太平镇被封住了，他思来想去，决定反其道行之，让烟往回走，到了北川再另作打算。

司徒洋钻了曾春布局的空子，不过却被太平镇派出所这帮土地爷盯上，刚往北川撤退就跟踪了。

幸好司徒洋多年来走私从不亲自上阵，否则这回在野味饭店扣住的就不光是司机了。

滨海市领导和银沙市之间谈判并不顺利。九一年在两市之间发生过一次类似的事件，南海省的公安跟踪走私分子到了北川境内，扣押车辆和货物，却被北川省的武警给拦住。

两市之间互不让步，结果官司打到了省里，最后两省领导出面才算妥善解决。不过两市的相关涉案领导全都被撤职或者调离岗位。

这一个案子算是个前车之鉴，所以在滨海市和银沙市之间的谈判，虽然无法顺利进行，但大家都不愿意打嘴上官司，不愿意闹到省级层面上。

因为最终结果，是一拍两散，谁都得不到好果子吃。

可是说到让步，两市之间谁都不肯让步。在九十年代，走私一度被歪曲为促进地方经济的一个灰色的手段。

就如南海省，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改革开放，走私浪潮一直没断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确实是丰富了地方群众的某些需求，也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

不过实际上，从宏观来看，实际上是地方从经济利益角度实施地方保护主义，从国家的口袋里掏钱给自己花。

关税少了是国家的事，物资丰富了，交易活跃了，税收上去了，是地方的事。

以至于一段时期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对这种犯罪的现象视而不见，甚至有些地方官员、执法部门更是参与其中牟取私利。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两地公安会如此对峙，显然双方都有更层次的原因，也有不想摆上台面的理由。

刘大同打的旗号十分冠冕堂皇。一则走私是犯罪，打击是理所当然，二则就算走私促进经济，可司徒洋主要活动区域是北川，总公司也在北川，滨海市只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对地方经济没有什么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刘大同对赵奎说，如果这次让步了，那么以后北川省的走私分子就能在北川省某些已经被腐蚀的领导的保护下，大张旗鼓往南海省走私。

虽然刘大同的内心或许不是这么想，他实际上对司徒洋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