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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事情。在信中她这样写道：

亲爱的英俊先生：

我真的需要与你讨论我现在的情况，我们之间有五个多星期没有联系了……请不要对我这样残忍。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我明白你有多么辛苦，可是，我只是想跟你说说话，找一个解决的方法。最后一次，我乞求你（开始她在这里写道，“从我内心深处”，可后来又被她自己涂掉了），星斯二晚上我可以简短地与你见一面。

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封短信中，“我觉得自己是被利用，而且用完就被扔在一旁，我觉得我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这几句话，是特里普加上的。

第二天，莫妮卡给贝蒂·库里打电话，贝蒂只是简单地告诉她，现在总统太忙，没法抽时间与她见面。从这一刻起，莫妮卡开始陷入疯狂，她说，“这时我真的觉得很愤怒，我已经完全不理智了，那时候的我只能像一个臭虫一样缠住贝蒂。”有一次，莫妮卡甚至在电话里对着贝蒂大哭，好在贝蒂是个非常镇定而且富有同情心的女人，她在电话里慢慢安抚了莫妮卡的情绪。更让莫妮卡感到屈辱的是，她后来才得知，在给总统写信的次日，她给贝蒂打电话，总统当时竟然就站在贝蒂身后。贝蒂安慰她说，总统会在一两天后给她打电话，可是他始终没有联系莫妮卡。

好友凯瑟琳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东京，她还是敏感地体会到了朋友的情绪，7月2日她又给莫妮卡发来电子邮件，焦急地劝说她离开华盛顿，她写道，“莫妮卡，现在我真的为你感到担心。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至少不要再在政府部门工作了。我感觉你已经处在了危险中，你的心理状态非常不对头。我感觉你现在非常非常痛�苦……�我不能不为你担心。”

给总统写了那封短信后，莫妮卡耐心等待了两天，当她意识到总统仍然不愿意理睬她时，莫妮卡勃然大怒。7月3日，莫妮卡早上一醒来，就决定再给他写一封信，将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告诉他。这封信她写了整整三页纸，开头的称呼也不像原先那样亲热，改成了生硬的“亲爱的先生”，在信中，她批评他食言，答应为她在白宫找工作，可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兑现，同时还愤怒地讲述了自己在玛莎·斯科特那里受到的冷遇。她并没有想到要威胁他，可是为了让总统重视她的来信，她还是提醒他注意，她在1996年4月离开白宫时，是众人公认的“好女孩”，同时暗示他，父母已经再三追问，不明白为什么她没办法回白宫，假如被他们逼急了，她也只好向父母承认他们的这段关系。现在莫妮卡的解释是，“我只是想让他明白，不给我帮忙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她还第一次向总统提出了另一种可能，假如她真的没办法回白宫，那么，总统至少可以帮助她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找一份工作。她回忆说，“这封信里，我确实说了一些很过分的话，但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真心。我告诉他，他现在给我的感觉很像是我的母亲，和她一样，他也是一个鸵鸟，碰到问题时从来不肯大胆面对，而是一味地将头埋进沙子里。我还在信中说，如果他不想让我回白宫，就直接对我说实话。”最后在信中她写道，她是一个听任自己的心声做事的人，之所以还会给他写这封信，这是在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允许他补偿以前犯下的过错。

她将信放在一个大号信封里，上面写着“P先生收”，“P先生”是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暗语，指的就是“总统先生”（译者注：英文里总统的第一个字母就是P）。然后她在白宫的北门，将信递给了贝�蒂·�库里。这一次总统的反应倒是很快，几个钟头后贝蒂就打电话给莫妮卡，让她在次日上午9点半到白宫来。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在这一天，美国各地都会放烟花、举行各种庆祝活动。

特里普的罪（4）

终于在她的各种手段下，与总统见面了。但很快，威利的麻烦使特里普变成了她最危险的朋友，总统正在感受到强大的威胁。1997年8月初，《新闻周刊》刊发了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的文章。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

他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冷冷地看着莫妮卡，目光从上扫到下，然后才喊她进去。正准备走进里面的书房时，贝蒂小声地对莫妮卡说了句，“记住——无论如何都不要哭。”然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