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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很少吃东西，嘴巴因为太干几乎说不了话，更别说咀嚼食物了。她们时刻觉得要么炎热如火，要么寒冷如冰，好像身体已经停止工作了。两人都是严重的受惊过度，身体不停地颤抖。玛西娅说：“如果是我一个人，肯定会觉得自己要死了，不过两个人都有相同症状，我意识到这是受惊过度的结果。”她们是如此胆战心惊，甚至都不敢出去倒垃圾，担心那些她们怀疑在监视她们的人以后会指控她们毁灭重要证据。每天，玛西娅都把东西堆起来，装在包裹里，整齐地放在厨房间，这样FBI的人进来带走她们的时候，她们就能显示自己干得多么正确了。

玛西娅说：“因为太过害怕，你就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们体会到恐怖的字面意义了，那段呆在那里的日子，害怕、孤独、不敢说话，我能想到的就是如果两人都进了监狱，那么谁去看莫妮卡呢？另一个想的就是儿子迈克尔，他结婚生子的时候怎么办？我可受不了让孙子到监狱来看我。”

自然，玛西娅的第一反应还是她的家庭。她不敢让莫妮卡离开她的视线，怕她自残。日子一天天过去，她们开始意识到丑闻就要公开，她也越来越担心女儿的安全。在保护莫妮卡的同时，她也希望她爱的其他人也能远离这些“丑陋恐怖的是非”。就在1998年1月21日，周三，丑闻爆发前不久，她催促还临时住在水门公寓的黛布拉收拾东西离开华盛顿，由于担心FBI会监视火车站和飞机场，她要她开车离开，越远越好。黛布拉就回到弗吉尼亚的家里收拾点东西，带着儿子驱车8小时，赶到麻省的波士顿。她回忆说。“我太害怕了，感觉自己像一个呆在祖国的亡命之徒。”

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不久，玛西娅短暂地和未婚夫彼得·斯特劳斯打了个电话，后者正在准备眼睛手术，等着她马上赶回纽约呢。玛西娅告诉他莫妮卡出了点事，因此她必须要在华盛顿呆上一段时间，陪陪她。她回忆说：“我感觉糟糕透顶，因为我不希望彼得知道这事，那时我真的不想和任何认识或喜欢的人见面。听上去很戏剧化，不过事情就是这么黑暗，犹如一场噩梦。现在一切正常，说说很容易：‘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对于一个从未和犯罪打过交道的普通人，要被FBI、斯塔尔和政府一起收拾……那真的太可怕了。”几天后她又打电话给彼得了解他的情况，解释说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她不能说。如果他知道丑闻后，决定以后不再和她说话，她完全理解。彼得回忆说：“她是想保护我，我从来没有、没有被卷入这事。”

对玛西娅来说，这事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要对自己的儿子迈克尔说谎。那时，迈克尔在匹兹堡入读卡耐基·梅隆大学，也是在丑闻公开前，他打电话来，说网上有些姐姐莫妮卡的传闻，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时还幻想事情不会公开的玛西娅告诉他，谣言都是假的。玛西娅说，“我心情很差，因为他相信我，接受了我说那些不是真事的话，不过一个母亲只是想不让孩子受伤。”丑闻曝光后，她发现自己根本没法在电话里向他解释清楚，只能通过家庭律师比尔·金斯堡转告迈克尔。

（2）

对玛西娅来说，和她女儿的感受一样，“有一种能摧毁人的恐惧，我想我再也不能回纽约了，再也不能在街道漫步，再也不能呼吸新鲜空气，再也不能见我的儿子了。我以为我们要去监狱，完蛋了。”

一件能证明她们到底有多害怕的事情是，当她们一起看电视的时候，玛西娅第一次知道关于那件沾染着精液、如今臭名昭著的衣服的事情，看完关于那件传说中的衣服的故事，（奇。书。网…整。理。提。供）她问女儿：“衣服现在在哪里？”莫妮卡回答说：“妈妈，现在衣服和我所有其他的东西一起，放在我纽约的公寓里。”

回头再看，玛西娅、莫妮卡或其他能进她纽约公寓的人没有简单地将那衣服拿掉或毁掉了事，似乎很荒谬。理由很简单：那时，两人都太害怕了，不敢旅行，不敢出门，甚至不敢打电话，担心她们会被FBI的人监视或跟踪。她们确信自己随时可能会被逮捕。她们早已为恐惧所麻痹，听任最有力的犯罪证据留在衣橱里，等待自己的历史命运。

就像玛西娅有力的宣言那样：“莫妮卡有没有把衣服交给母亲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有没有偷走衣服，然后藏起来？没有。她母亲是否知道那该死的衣服放在哪里？那要等到她在电视里看到关于那衣服的事情。”

不只是她们才感觉恐怖。自从卷入此案后，就算像金斯堡这样有经验的律师也万分惊讶地发现FBI派人跟踪他，订了6张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