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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哽住了，这样的歪理，何敢到省府的厅局去要钱？

由于我已经提出了辞职，小扬说：“这几年厂里已跟你交了养老金，这些钱要在你的辞职费里扣。”

我并不愿计较，只希望尽快结束这无休无止的纠缠，说：“那是组织上考虑的事，该怎样就怎样，现在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不知什么时候能批下来，我还要不要来？”

“那就随便你了，到时批下来了，厂里也会去通知你的。”小杨的明确回答，说得也实在。

我想，辞了职反而好些，根据国家规定，人才交流中心可以为辞职人员恢复关系，到时还不会影响工作的调动。这一举措，无疑对知识分子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问题是现在单位想要我交钱，而我提出的辞职，单位反而要拿钱给我，厂里还会肯批吗？

如果辞职报告真给批了下来，档案关系移到了人才交流中心，那已经在办的调动关系，还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种做法对我来说，毕竟是无奈之举。

几天后，学校派一位老师，给我送来了一份厂组织部填发的通知书。通知为：

通 知

秦付根同志：

你没有办理任何请假手续，擅离岗位已久，请你在九四年四月十日前回厂上班，并到组织部办理停薪留职手续，逾期将按有关文件予以除名。

特此通知

*江西拖拉机厂委员会组织部（章）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日

这时，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厂组织部的通知对我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

我的辞职一事，有如石沉大海，经过多次询问，没有下文。我想，厂里既声言我的“调动关系”已经作废，拒绝了对方单位的暂借要求，又不让我把编制挂往人才交流中心；而我毕竟要生存，要养家糊口，厂里就应该让我回来上班。

一九九五年元旦过后，我找到厂组织部，要求刘部长给我解决工作问题。

刘焕宇对我说：“你找厂里是没有用的，你还是应该去找学校，这件事要由学校来与我们商议才行。”

我找到校长夏振川，转述了刘焕宇的意见，要夏振川与厂组织部商量一下我回来上班的问题，夏答应了会与刘焕宇联系。

元月六日，夏与刘商议后，用电话通知我说：“已经同意你回来，一星期之内回学校上班，否则除名。”

我当天赶到学校报到，夏振川说：“具体如何安排，还要等学校领导开会讨论再说。”

可是，自元月六日至二十三日这段时间里，夏振川又以各种借口推诿，最后却出尔反尔，明确表示无法安排，拒绝我回校上班，说：“学校下个学期的工作已经安排完了，就连扫地也没有你的份。”

可据我所知，梁仁铮早就已经退休，现还在校代课，既然厂组织部和学校已经决定让我回岗上班，就不应该再找借口把我堵在门外。

我把这些情况向厂组织部长刘焕宇作了汇报，刘说：“你仍然去，去了就算出勤。”

我便仍然坚持天天到校，要求学校安排我的工作，夏振川却说：“刘部长叫你上班，那你去找他安排。”

直到放寒假以后，我依然在空旷的校园里，忍受着凛冽的寒风，就像飘在空中的风筝，游来荡去。

原来，夏振川并没有诚心让我回来，他是怀疑我已在对方上班，否则这几年我如何生活？如果我回不来的话，那就正中他的下怀，想对我怎样处理就可以怎样处理了。

应该说，省农牧渔业厅有关领导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对江拖的做法，他们认为太出格了，曾打电话与江拖协调，可刘焕宇不肯对话；厅里还多次让我先去调入方上班，可谨小慎微的我，面对江拖的刁难，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在江拖的重压下，就连有的学校邀请前去代课，自己也只得谢绝，生怕有所闪失，被江拖抓到把柄。

夏振川见堵不走我，则采取欺骗的手段对我说：“我若让你上班，对这些老师如何交待，以后我哪里还有面子，我要是承认了‘君子协议’，厂里能不会要我承担责任？要不你还是把编制挂走，我会去跟厂里说，把停薪留职费降到一半，我们两人再各负担一半，这样我们大家都无事。”

他还请了学校书记邓顺茹来作证，保证能够办成。

邓书记也当面信誓旦旦地表示：“我可以做见证人，如果再有反复，可以承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