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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满了，篮球架子上也满了，就往台上涌。

我说“涌”，那真是涌：不是小心翼翼地渗透、蚕食，而是就那么大刺刺地过来，理所当然，毫无愧疚，脸上还挂着无辜的微笑。

很快我们乐队的鼓手就成了观众的一员，他的身前身后，包括鼓台上都坐满了人；键盘手则练上了“金鸡独立”，只能轮换着用一条腿着地，另一条嘛，就那么悬着，像一个残疾人。

我不知道别的歌星是否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反正对我来说那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不用下台，观众就盘着腿坐在你的身边。其实甭说下台了，连在台上走动几步都不可能，因为你只拥有一个刚好能容得下自己的小圈子。

我有点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应该恼火一下，但不知为什么就是恼火不起来：都是自己的同胞啊，你怎么可以伤害那些无辜的笑容，那些期待的目光？！

那就唱吧，对着他们唱，心贴心地唱！

《蒙古人》、《苍狼大地》、《天堂》……慢慢地我已分不清究竟是站在舞台上还是站在野地里？那模糊了双眼的究竟是我的泪水还是他们的泪水？草原辽阔，骏马飞奔，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敖包里一缕洁白的炊烟袅袅上升，远山勾勒出粗犷的地平线，突然又化作满天星斗……那些面庞，那些面庞：父母的、哥哥姐姐的、两个小妹的、分不清谁是谁的……这忽高忽低、忽远忽近、忽儿悠扬忽儿沉郁的歌声，究竟是我在唱还是他们一起在唱？

当然不是一味幻觉，一味沉醉；很可能，现场最迷乱的是我，最清醒的也是我。不清醒不行啊——除了我，谁来收场？

决心唱最后一首前我跟乐队悄悄交待：这首唱完了我就撤，你们收拾一下。

说时迟，那时快，不等最后一个音唱圆，我就大吼一声：同志们，再见！然后转身撒丫子就跑。

满场的观众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招，一时都愣怔了，等他们反应过来，我已像一条泥鳅钻到了门口。

回头一看，喝，你猜怎么着？乐队的哥们儿也全跟出来了，家伙都扔下了，把我气得。

次晨离开时又路过体育场，看见几个电焊工正堆在门口，一问之下，才知道头天晚上两座铁门都被挤烂了。工人们一边忙着重新焊接一边跟我们逗乐：“你们演得不错，挺成功的。”

博尔塔拉的蒙古族州长是我见过的活得最自在、最潇洒的地方领导。他自称是我的追星族，自打接上我们后就一直陪着。吃饭时他不停地劝菜，演出时他是台下观众中的一员，我们集体遁出体育场后他又在混乱中找到我们，拉着一起去饭店喝酒。我们喝多少他就喝多少，我们喝醉了他也喝醉。我之所以说那次演出是五星级的，其中也包括他增添的几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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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塔拉：一次五星级的演出（2）

我在台湾的第一张碟《八千里路云和月》卖得相当好，但后来的几张就不怎么样。杨锦聪也是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找到台湾大名鼎鼎的音乐制作人张弘毅，请他帮我做了一张碟，可仍然是不怎么样。

“这么好的专辑，可就是卖得不好，想一想什么原因？”大家感到困惑，就坐下来研究。这时张弘毅说了一句话，他说：腾格尔的音乐谁都做不好，最好是让他自己来做。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是说我的歌艺术个性太强，和市场的关系可遇不可求，谁都不好把握。

对这一点我心里有数。“出道”这么多年了，我的歌尽管有许多人喜爱，但从未大红大紫过。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的个性太强。

前几年有次在《音画时尚》和臧天朔聊“新民歌”，不知怎么说到了京剧。臧天朔说什么民歌都可以改，唯独京剧改不了。因为京剧的音乐个性太强，想把它融进流行音乐中几乎不可能。

他说的很有道理，由此想到自己：我就是我自己的京剧。

早在88年就有朋友“点拨”过我，说你没必要太追求个性，那样很难赢得听众普遍而持久的欢迎。“既然要走‘流行’一路，写、唱就都不要走极端，不要每次都喊得像无底洞。台湾校园歌曲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学学人家嘛。”他说得那叫语重心长。

我不能说他说得没有道理。我不是那种天性傲慢的人，也不想制造什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戏剧效果。事实上我曾一度尝试过改变自己的风格，写一些比较柔和的歌，然后用那种特低沉的嗓子唱，尽量避免所谓“民族”的东西。然而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