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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门考试，我半数以上不及格，为什么？语言不过关，听不懂。我那点儿汉语，吃吃饭、聊聊天还可以，听课就不行了；老师又不能单照顾你一个人，感觉中常常是“哗”一下过去了，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像鱼被晾在沙滩上那样，只能干瞪眼。

不只是听，还要写。这我就更不行了。一下子写那么多汉字，还不如要了我的命。

专业课还好一点，我最怕的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尽是抽象的、艰深的理论术语。记得政治经济学老师为了让我明白“生产力”和“劳动力”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真是说干了唾沫，可我横竖就是搞不清楚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既然“生产”就是“劳动”，那么“生产力”当然也就是“劳动力”，一码事儿嘛。我就这样从特别弱的角度来理解。

闹不懂又要应付考试，许多课就只好死记硬背。死记硬背太苦，那就另辟“捷径”。

我们班的班长是个女生，党员，生得特老实，一看就是个乐于助人的人。我是少数民族，汉语这么差，她似乎也有帮助我的义务。

于是每次考试前我就去找她，说是一起复习，其实是一边复习一边说好话，时不时地还送她一块巧克力，特大的那种。我的话都是说在明处，我说考试时我就坐在你旁边，我不会百分百抄你的，只抄一部分；要不然我会不及格，那样大家都不好看。她也聪明，笑而不答。

一次两次不打紧，次数一多，老师就看出来了，当然就生气。

那天考什么不记得了，好像是艺术概论，反正是玩文字的；主考老师一进门就说：腾格尔，你坐那边去，别老挨着人家！我就笑，假装没听见一样，还是稳稳地坐在那里。

这时全班同学都笑起来，包括女班长在内。老师急了，就指着她说，那你起来，你到那边去！她当然就起来，可我跟着也起来了。

我们坐的是那种右手边镶了一块木板的椅子，端起来很方便，于是我就端着跟在她后面，她坐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我一边跟一边对老师说心里话，我说求求你了，就让我坐她身边吧，否则我绝对不及格。我保证不会全抄，就抄那么一点，我保证！

全班同学笑得更厉害了，简直就是乱成了一团。最后老师没办法，只好将就我，也是一种精诚所至吧。

可你们说说，我这么像把活椅子，被自己厚着脸皮端着，在班长身后跟来跟去，包括忍痛从酒钱中抠出买巧克力的钱，容易吗？

天地有大德：说说我的父母亲（1）

在好莱坞余卓别林为伴

我非常欣赏作家张贤亮的一句话。他说：世上最难过的不是思念，而是没有可以思念的对象。最初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心里直发疼——当然不是心疼自己，而是心疼他，心疼这句话。那一瞬间我被这句话，更准确地说，被这句话所激起的满腔思念涨得满满的——我是说，我有太多的思念。

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我写下了《天堂》。这首歌的关键词是“我的家”，因此也可以说，“天堂”就是“我的家”，反过来也一样。

从词面上看，我写的是大“家”，是故乡；我爱这大“家”，我爱故乡。但如果没有我对我那小“家”的爱，如果心里没有那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我敢说我肯定写不出这首歌，就是写出了也唱不好结尾时那辉煌的高音。

是的，“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我——的——天——堂”！

我父母生了我们姊妹五个，可以说个个成材。我大姐前面说过，很早就是我们县乌兰牧骑的骨干。她的文艺才华不仅直接影响了我，而且也影响到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学了大提琴，另一个歌儿也唱得特别好。我哥后来一直在内蒙古交通厅工作。

这事不仅别人，就是我们自己聚在一起时说起来，也觉得真是有点奇：这么一个草原深处的穷乡僻壤，这么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五个孩子，却一个是一个。当时我们那儿的人，能到县里就不错，到呼和浩特已是凤毛麟角；而我们家的孩子不仅到了呼和浩特，而且到了北京，姐姐和一个妹妹甚至去了国外，还在那里定居。额尔和图的蒙古孩子怎么会在美国定居了呢？

别人都说是孩子争气，但我们却认为，我们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和父母的关系极大。一个人平生行好行坏，必有某种回报。我父母肯定都是积了大德的人。

在性格上，父亲对我的影响更大。他应该算是我们镇上最大的知识分子了，年轻时曾在宁夏专门学汉语，后来又去傅作义的军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