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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被外资利用，受其盘剥。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因此合资无法真正引进技术；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国家及地方税收没有得到增长；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就这样，外资获得了超额利润。

合作应该是平等互利和双赢，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也应自问：“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因此，本土企业需要控制经营风险、法律风险，才能保证本企业的合理利润。从操作层面讲，这需要有本行业的经营专家与法律专家主刀的谈判小组；从宏观层面讲，与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过招，一方面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法治意识、法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真枪实弹的竞争中，大批的企业会败走麦城，甚至惨遭屠戳。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3）

这是一切进步都需要付出的代价。

自身经验积累决胜全球竞争

中国企业对抗跨国资本，就要占尽天时地利，保住本国市场，形成自主的品牌与技术。宗庆后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企业管理与营销，为他的工厂塑造本地特色的全员持股、家长式管理模式，用传统智慧与文化迎接“外来合作者”，无论是合作还是对抗，最终他都成功了。宗庆后的启示就是，坚守着中国智慧与文化，适应新竞争时代的要求，对不可预测、充满机遇的未来，去理性尝试。

达娃之争之前，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自信。由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不自信的情况。

现代国家政治侵略会先从思想着手，击溃一个民族的自信；经济渗透与竞争也是同样：打击对手企业的自信，可以争得行业与市场的主导权。

梁启超曾愤然地写道：“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国政之败坏，纲纪之紊乱，官吏之苛黩。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　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糜烂，使其本国之民士，若邻国之民士闻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难，鸷者狡焉思乘其弊，以逞其志。夫然后因众人之欲，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大致意思是说西人辱我太甚，他们想灭哪个国家，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国家*、全是恶吏；他们想灭亡一个种族，同样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民族没有文明、道德败坏。然后各国民众听了，仁人志士就想着策动革命，拯救民族，小人就想着乘虚而入了。利用民意就可乘势将这个国家焚为废墟、种族沦为奴隶——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学东渐，中国人景仰地看着西方文化渗透进来，文学、艺术、资金、管理，并且全盘接受；只是吃的时候有点难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麦肯锡在中国的战略咨询少有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案例库里没有中国企业的案例。

我读外国书读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国的专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国法律思想著作，经常跟我说，这外国人写东西简直是车轴话，翻来覆去说一个意思，读了半本了，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比如，中国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辩证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学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学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对于形而上与辩证，既要破，又要立，论述起来非常的费劲，中国人看了，就认为这简单的谁都懂的道理，这外国人说来说去的，都把人说糊涂了。我窃以为中国人有五千年文化熏陶，是最聪明的；而这个聪明，又被妖魔化为“窝里斗”、不团结、以及自作聪明，但是在欧洲，“决斗精神”与“会耍阴谋”一向是两项传统的美德，并且是贵族品质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倾轧与明争暗斗的传统可不比中国差。我不认为一个有上进心的民族会没有嫉妒心，倾轧与人事斗争是全人类的本性，绝不仅只中国人独有。

一场胜仗能够掀起一场暴风雨，宗庆后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知道，面对竞争，我们最缺乏的是理性与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把跨国公司看成平等的对手，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