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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是做互联网的，有比较好的背景，同时又在做他们设想中的那几类网站，拿到风险投资十分容易。”当时的业内评论说。

但是投机资本永远像潮水一样，来的时候一起来，走的时候一起走。从1998年开始的国际国内资本投资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热潮，仅仅维持了两年多，就急速地跌入了低谷。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除了顶级的投资银行之外，大部分风险投资对中国互联网经济并不作持久的持股打算。因为除了公司自身盈利之外，国际惯例的投资通道还有另一个出口，那就是公司上市。早期的投资者可以通过公司上市套利，从而退出市场。到1999年后期风险投资对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投资热潮，除了对这些公司的看好之外，更大的驱动力实际上已经来自于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由于互联网经济体中的技术型公司主要在此上市，这个主要以小型公司和高风险投资的市场，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其指数从1995年的400点一路上扬，到2000年上升到5000点以上。而在它的推动之下，全球的互联网经济都处于一片热潮之中。以1999年为例，当年的数据表明，美国当年的投资有70％投在了互联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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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钱！热钱！（2）

神话到2000年告了一个段落。这一年的4月开始，纳斯达克指数从它的最高点回头，开始了一波巨大的调整。这轮调整一直到2001年9月才告结束。其间纳斯达克指数从最高的5000点下跌到1300点。这段时间并且因此延续到纳斯达克指数处于低位运行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都有投资人都对互联网公司捂紧了钱包。2001年被人们称为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年。

如果说从国际而言互联网在2001年是泡沫破裂的话，那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除了泡沫破裂之外还有资信破产的因素。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又成为最被国际资本排斥的一个群体，从热点中的热点到冰点中的冰点，究其原因，是在于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在运作中的不规范，国际资本在中国的这一轮互联网投资热中被中国规则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下腰。

在互联网热潮中，国际资本的“愚蠢”似乎被表现得非常清楚。按照他们的惯例，投资人在经历接触、考察、谈判之后确定了向一个公司投资的数字以后，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既没有投入运作的必要，大多数公司也没有参与其中的兴趣。这里似乎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档，所以有不少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经理人在这个空档的诱惑下，大量地使用关联交易手段，把投资人的钱洗到自己的钱袋中。而在互联网热的后期，有些人干脆就是奔着投资人的钱去的，他们的商业计划书可以说制定得非常完美，唯一的缺点就是从制定之初就没有打算被实施过。

另外一种情况是，哪怕就像新浪和搜狐这样的公司，在启动之时所设想的盈利点和最后实现的盈利点之间，也有巨大的差距。2002年，三大门户网站纷纷宣告盈利，但迎来的却是国外投资和评论者们的一片恶评，与他们当初宣布的目标完全不同的是，他们的盈利看来十分莫名其妙，新浪和搜狐靠的是短信业务，而网易的盈利则来自网游，这与投资者传统心目中的门户网站完全是两个概念。而马云的经历中就有一个对此现象描述得非常清楚的场景，那是在2003年，阿里巴巴的股东孙正义在中国召集了所有他投资的公司经营者开会，每个人有五分钟时间陈述自己公司的现状，马云是最后一个陈述者。他陈述完以后孙正义说“马云，你是唯一一个三年前对我说什么，现在还是对我说什么的人。”

对于大多数私募者、尤其是信息非常不对称的上市公司小股东来说，像这样的盈利几乎与奔着投资人的钱袋而去的公司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当时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处境被搜狐的张朝阳称为“孤岛上的弃儿”，搜狐和网易股价都跌过到仙股（即股价美分为单位的股票），同时纳斯达克交易当局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资信也查得格外严格，网易就受到过公开谴责。这种情况甚至到了可笑的程度，搜狐的价格就跌到过公司现金量已经超过以股票价格计算的公司价值。为此张朝阳还动用过自己的钱去买过搜狐的股票——为中国互联网经济中部分人的恶行，三大门户网站付出了沉重的信用代价。

不过无论对于互联网的投资是高潮还是低潮，互联网在中国的生长却是实实在在的。在使用人数上，从1995年中国黄页在推销互联网时的几乎无人知晓，到2005年中国互联网网民人数超过一亿，进而成为排名在美国之外的第二大互联网使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