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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南史》卷七十二新版1785页。厨川白村说：“酒间的骂詈杂言，实是不伪的最能道出这人的真情真意。在平时是虚伪，在酩酊的时候，方是真实。……平常顾虑着利害关系和周围，蜷伏着的骂例欲，当酩酊时，……脱于制遏，猛然地抬起头来，平常被课长与经理睨视着……在宴会席上谩骂经理，谩骂方面是这男子的本来面目。”刘大杰译《走向十字街头》启智书局民国十八年版第194—195页。

“放胆文章拼命酒”，许多诗人是酩酊大醉之后进行创作的。李白是最出名的。谁喝酒也没有号称“醉圣”和“酒仙”的李白出名。他“会须一饮三百杯”，“愁来饮酒二千石”，虽属夸张，谅必相当能喝。李白于宫中扶醉填词，“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文不加点”。见孟棨《本事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都带有酩酊之气。苏轼也是惯于大醉作诗，“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这是何等气势。他常常“欢饮达旦”、“醉复醒，醒复醉”、“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地作诗。这样的诗人历代历朝所在多有。不必一一列举，就此打住。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欣赏推崇陶渊明式的饮酒，那可以充分体味酒中之趣，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而豪饮、暴饮到底能进入何种境界就很难说了。不过，那些嘴上说痛饮大醉才作诗的人，也不可能经常烂醉的，比如“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样狂放的诗句，很可能是在薄有醉意乘兴喊出来的。如果泥醉，头昏脑涨，鼻塞口燥，出语决不会如此轻松。又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更可能是酒到微醺情移心动，飘飘然神遇之笔。（此段参看《酒人酒事·谈微醺之意》）。可想而知，他们的诗篇，定有许多是微醺之作。董鼎山先生说：“饮了酒的人会沾沾自喜地以为自己能力非常。福克纳某次对他的朋友说：‘我饮了一杯马丁尼酒后，便会觉得大了一些，高了一些，聪明了一些，当我饮了第二杯，我会觉得超然。再饮几杯，我会觉得我的能力无限’。其实这些夸张的心情显然只是一时的，它绝对不会产生明晰清楚的作品。”《读书·名作家与酒量》1986年3月。他的话是实事求是的，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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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用理性反而更好

《庄子·田子方》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即拉满弓弦），措杯水其肘上（肘上放杯水），发之，适矢复沓（刚射出一箭又紧接着一箭），方矢复寓（第二箭刚射出第三箭又扣上弦）。当是时，犹象人也（象人即木偶，意思是像木偶一样〔屹然不动〕）。

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是有心的射，不是无心的射）尝与汝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若能射乎？

于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背逡巡（背对深渊向后退步），足二分垂在外（脚的三分之二悬在外空），揖御寇而进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惊慌目眩的样子），尔于中也殆矣夫（你射中的可能性太少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心的射”只能用之于一般情况，在惊险关头，“有心”反而会妨碍人发挥潜力和技能。叔本华说：“在生活的紧急关头，需要当机立断，敢作敢为，需要迅速和坚定地对付事故时，虽然理性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理论占了上风，那反而以心情迷乱妨碍直觉的、直接的、纯悟性的洞见和正确地掌握对策，从而引起优柔寡断，那就会很容易把全局弄糟。”所以，“人类虽有好多地方只有借助于理性和方法上的深思熟虑才能完成，但也有好些事情，不应用理性反而可以完成得更好些。”“例如在台球游戏中，在击剑中，在管弦调音中，在歌唱中，就是这样。在这些场合，必须是直观认识直接指导活动；如果掺入思索，反会使这些活动不恰当，因为思索反而会使人分心而迷乱。所以野蛮人和老粗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思维的习惯，反而能够既稳且快地完成一些体力活动，譬如同兽类搏斗啦，射箭命中啦；凡此都是惯于思索的欧洲人望尘莫及的。譬如（射箭），这个欧洲人，不论在空间上或时间上，他就要度量上下、左右、先后等等，然后在这一些两极之间找得等距的中点，（这何能如）一个自然人全不能在距离上思索，就能直接中的呢？同样，尽管我能够在抽象中指出应以几度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