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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对任何一个中国人，不论他是饱学之士还是乡野村夫，是高瞻远瞩还是耳目闭塞，对此都显然给不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来：官兵、长毛、洋人，仿佛都威风不可一世，有可能君临天下，又仿佛根基摇摇欲坠，随时可能从近世中国的大舞台上一个跟头栽下去。

但对于那些“文人”，那些从小饱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思所想，却是力图给这个混沌之世指明一个答案，从而体现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看到，王韬、容闳，甚至林正朝这样的人，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然而作为无拳无勇的文人，他们自身的力量是不足以成事的，他们所想的，是“才为王者用”，是找到一个赏识自己、能让自己一展所长的“明君”，在故事所发生的这个歧路之世，他们的选择似乎很多：清廷，天国，甚至洋人，乱世之交，用人之际，他们都需要人才。

然而这看似处处通畅的歧路一旦走起来却仿佛处处此路不通：恪守正统观念的林正朝固然死得窝囊，自称“功名之士”，只要能一展所学、不在乎为北京还是南京效劳的王韬也处处碰壁，甚至思想出乎时人之上的容闳也在茫茫中华大地找不到用武之地。

我们看到，清廷也好，天国也好，他们求贤用贤的心是真诚的：在清方，上海那些颟顸油滑的“大吏”知道不拘一格用洋人，老谋深算的李鸿章甚至有意无意让王韬漏网，以保留日后用才的余地；在天国方面，他们每到一处就张榜招贤，干王对王韬、对容闳都礼遇有加，刘肇钧等将领也真心诚意地善待王韬，希望他留下，甚至对一心为敌、又一心求死的林正朝，他们也并不赶尽杀绝。既如此，歧路彷徨中的王韬、容闳们为何仍然报国无门？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我们看到，虽然许多清朝官员不失精明，但清廷的确已经腐朽，从苏州之役的闹剧，到上海弹丸之地的勾心斗角，都无不透出一丝末世的霉烂气息，太平天国席卷大半个中国，纵横十八年，决不是偶然的，这样一个腐朽的机制，势必难以包容王韬、容闳这样有能力、却又有“危险”的人才，因为这些人的思想领先于时代，对于一个已渐渐被时代步伐拉下的末世帝国而言，是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的，史实中王韬始终未获大用，容闳虽得到曾国藩赏识，担负了选拔幼童赴美留学的重任，但这个本来很有意义的事业很快就由于官僚保守派的阻挠而中沮，愤怒的容闳重又站在清廷的对立面，并在几十年后勇敢地站在了共和革命的阵营中。

而太平天国，他们有勇气也有能力砸烂腐朽的清廷，但他们本身也很快腐朽变质，更可怕的是，他们陷入了狂热的宗教愚昧主义怪圈，妄图采用异想天开的神学体制统治世界，成为天下的主人。不错，他们张榜招贤，礼待士人，但这些人只能成为上帝教的驯服工具，承担为官长抄抄写写的书手，为将士说古论今的“先生”，军政大局很少垂询他们，就算垂询了，也未必放在心上；就算放在心上，也未必看得懂。书中王韬的意见书被刘肇钧遗失、忠王甚至没机会过目完全是史实，这也充分说明了“先生”在天国将领心目中的地位。

即使这封书信真的被忠王看见、或者这封不走运落到清廷手里的信没那么巧被戳穿，王韬的命运会不会好一些？看看容闳就知道了：他和干王是故交，后者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但所能给予他的不是人尽其材，而只是一个“义”的爵位；他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和举荐，承担了梦寐以求的幼童赴美使命，结果却仍然是被人掣肘，愤然挂冠。时代仍在歧路中彷徨，个人的命运也很难走出歧路，走出彷徨的怪圈。

面对歧路，很多人选择了改变自己，如干王，他的官高爵显很大程度上，是他牺牲了自己《资政新篇》里许多改造社会的理想，用《钦定敬避字样》等腐朽不堪的东西来迎合他那固执的族兄洪秀全所换来的；再如王克昌，他放弃了自己的喜好，整天抄写一些他所厌恶的无聊文书，以换取一家老小的暂时安宁，从一时看，他们也许是成功的，明智的，但从长远看，他们仍然是失败的，因为歧路彷徨终究是暂时的，上海郊外隆隆的洋炮声告诉人们，新时代就要到来了。

许多一直跟踪这部书的朋友对结尾的突然煞住感到出人意表，然而仔细看来就会发现，这洋的结束几乎是必然：这部书写的是“歧路”，歧路既然走到尽头，那么书中人物今后的彷徨，也就非本书所将及的了。

写这部书时适逢生活环境巨变，移民、新的开始，让一切都充满动荡和不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本人也处在彷徨的歧路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