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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60年10月，秦“武安君分军为三，王蛇攻赵武安、皮牢，拔之；司马梗北定太原，尽上党之地。”公元前259年正月，“王陵攻邯郸，”此战，最后以“毛遂自荐”和“窃符救赵”两个故事结束。

公元前256年，秦“伐韩，取阳城、负黍，斩首四万。伐赵，取二十余县，斩首虏九万。赫王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于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无得通阳城。秦王使将军撂攻西周，赫王人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赫王于周。是岁，赫王崩。”周王室灭亡，新的纪年开始了，但属于秦。　。　想看书来

第十二章 战争的一点思考

其实，对于从战国初期的七雄争霸到最后只有秦国一枝独秀，很多人评论过，对于此我不愿多说啥话，因为从战国初期的秦国由于地处西北边陲，与之交往的基本全部是西戎，而且可以说从崤之战的失败开始，秦国对中原各诸侯的战争在战国之前都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然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商鞅变法后秦国对中原的战争却是胜多负少。老秦人还是那一群老秦人，在变法前中原各国都瞧不起的老秦人，商鞅给他们输入了什么？这才是我要说的关键。

公孙鞅是卫国人，最开始发迹的地方更是当时最为强大的魏国，但是他在魏国却不得志，做的不过是一个幕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进入秦国就变成中原各诸侯王国的噩梦。我们可以把他的成功归结于秦孝公的恶逅求变，或者是公孙鞅的独到眼光。这些都没错，但我要说的是社会阶级实力对比的变迁潮流。“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真正主人”，我很相信这句话。从秦国的崛起来看，源头来自公孙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的推荐后，公孙鞅实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并且这些社会变革得到秦孝公的继承人的不断坚持和推广。当然，这还是我所说的表象，更深层次的是社会阶级势力的变迁。

本来了解先秦历史最详实的资料应该属于《左传》等当朝人的著书立说资料，也包括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但是这些书籍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视觉错误，那就是这些书籍基本都是一个人的著作，一个人的著作我认为最大的缺憾就是把自己的观点贯彻到整本书中，所选择的资料也这样，按照自己的观点任意删减历史的真实性。虽然像《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籍是门客所著，尤其是《吕氏春秋》更是囊括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但是它们不是史书，所有的资料都是为一个论点而集中，断章取义。所以，对于战国历史，我还是喜欢参阅司马光主修的《资治通鉴》。虽然司马光生活在儒家思想深得赏识的宋朝，但是《资治通鉴》是由诸子百家的优秀人才们共同编写的，也是诸子百家都能承认历史真实性的妥协结果，其中也许就是寥寥数笔，也能反映秦国走向政治中心的真实面貌。那么，对于公孙鞅进入秦国之政中央之前，《资治通鉴》就是这样描述的：“卫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变法开始在遭到甘龙、杜挚等是西贵族们阻挠后，公孙鞅采取徙木立信的办法首先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因为司马光还大发评论：“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

我们再来看当时的社会基础：奴隶主贵族（旧势力）、土地拥有者地主（新势力）作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剥削两种受压迫阶级（奴隶和自由民）。可是，自由民不但可以租用张家或李家的土地（根据地租的高低选择东家），而且还能看到出人头地的希望，比如参军立功后封爵，也就是说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然奴隶们的所有劳动被奴隶主贵族们剥削完不说，就是并丢老命挣回来的军功也得不到，因为这些军功属于奴隶主贵族。公孙鞅（我们还是称他本人的姓，这是对其本人的尊敬）变法不但打破了爵位的世袭罔替，还打破了土地只有奴隶主贵族们拥有的局面，通过土地国有化，国家也有一定的财政独立权，发动战争也不仅仅依靠世袭贵族们出力出人出钱出装备，军队的武装有了改善，这才是战斗力提升的关键。战国初期经过多年战争个，秦国人口剧减，土地的国有化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失业自由民的涌入，为战争获得了新生力量。古代战争是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杀敌一万，自伤八千”是古代战争的基本规律。秦国之所以敢在公孙鞅变法之后一百年时间基本年年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