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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又常常是在久远的事后。结果，不过是表现了个人的智慧，对当时的现实并未能起到直接的触动。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这一点似也不必吃力不讨好地东施效颦。

总之，对文学史研究界来说如何评价陈寅恪并不重要，关键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学术研究的借鉴和启发，最后还应该落实到文学史本身的建设上来。从陈寅恪那里可以思考到如何发现与抓住问题来治学，如何处理好文学史与历史性的关系，这些都应当有助于文学史研究者补好史学课，回到文学来，有助于人们期待的一门“文学史学”有朝一日的建立。

送余杰序

作为大学本科生的余杰，就要死去了。

在死之前，他匆忙地给自己堆了个坟头，名之曰：《思人》。然后来找我，让我写几句谀墓之词。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为余杰写这样的文字——读余杰的文章，我常常感到钦佩和惭愧；况且我自己，早已经是生活在衣冠冢里的人了。

然而我确信我有义务来写这篇文字——尤其是那些“有资格”写的人，面对余杰的文章，发出呜呜咽咽的讥笑的时候。

余杰说“鲁迅掮住闸门是行动，放跑孩子是目的”，而他自己仅仅是“掮住闸门”，至于它有没有意义，无暇考虑。

鲁迅发明的这个比喻，也是我爱引用的。许多年前，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对一个美丽的大二女生说：“假如我为你掮住了闸门，你干什么？”她说：“挠你的肋骨。”

我当时气得“悲愤无处说”。后来我明白，这恰恰又给她白看了好戏，而现在我已然有了主意：我既能够肩住闸门，当然也就可以放下闸门，我不是画在宣传画上的董存瑞，永远那么顶天立地着给人看。倘若有人围在闸门下畅谈后现代社会主义阶段的红焖国学或者招考脱衣舞专业的博士生，甚至企图接触本人的肋骨，以考验“红旗究竟能打多久”，那么我将毅然放下闸门，“砸死丫的”，而后去找余杰。

所以，当有人把“掮住闸门”视作表演，视作能指的游戏时，你就不妨放下，给他个所指看看。

禅宗说：背不动，就放下。

忍者说：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放下闸门，立地成佛。

我很怕这种思想，毒害了余杰。然而我仍说了出来。说出来，也利于余杰警惕我。我体内有许多毒，鲁迅毒、毛泽东毒、庄子毒、雷锋毒……每种毒用于不同的攻防，并且我自有解药。但是没有解药的人，要警惕我。

其实余杰的许多论断，我并不赞同。我赞同的是他拍案而起之真率，拔剑而刺之勇决。刺得不准没关系，那是技术问题。关键在于那种白虹贯日的气概，实在是今日中国的吉光片羽。

与以前的集子相比，这本《思人》多了些伤感和叹婉。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余杰的短章比长文要好，那锋锐，那澈骨，仿佛是《天龙八部》中虚竹打出的一片生死符。

余杰很仰慕80年代。但80年代时，那些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也很少有这样的锐勇。我比余杰大9岁。在我9岁那一年，我也能非常流利地说：“没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那时的余杰正在数千里外，用他那双“牛的眼睛”，第一次张看这个充满虚伪和残暴的世界。

“余杰”这名字很好。在“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时代，有一个声音说：“余杰——我是英雄！”这需要忍受几千万吨的嘲讽和审查！当然，这名字还有一种解释：残余的英雄。所以我很怕那感伤的音调意味着英雄的末路。余杰很快要托生为一名研究生了，我相信他的学问会做得很好。但我最关心的是，会不会有一天在酒楼上同赏废园的红花。我想教他些世故，但我又怕他真的世故。最后我面对他的文章，彷徨于无地。

这些文章，是还在呼吸的中国的声音，带着血的蒸气。是真北大的声音，是真青年的声音。余杰，你何必拉来那些老人的文章一比？宽恕他们罢！你且走你的路，我混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当人群里有人拈出了冷箭，我一刀，刺在他青翠的苦胆里。

1997年小满到芒种之间

第三辑　书山剪径　苍凉的碑林

月亮再圆上十几回，我们就将走下“20世纪”这艘辉煌的“坦泰尼克”号，眼看它一寸寸消沉在无边的永恒之海。中国人对时间的伤感是无与伦比的，朱自清说：“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幸好，我们有历史，历史比神话更多情、更深沉、更悲壮。你去看那沉默的宫殿、庙宇、碑林，它们都在无声地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