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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不良显然是教育程度偏低引发的，而这些人能有多少钱，却必须承担比别人沉重得多的医疗费用呢？一年几百亿美元的医疗费用，消耗掉了国家医疗预算的绝大部分。个人、社会和政治上的成本更是无法估算，也许将来会让整个国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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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与各项健康指标（1）

虽说本章所举的统计数据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我们绝不可能据此分毫不差地断言低学历和较高的疾病罹患率、过早死亡率之间的关系。说真的，教育程度和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之间明显的关联，只不过是为数甚多的观点之一。这些观点太容易让我们忽视求学失败本身的致命性影响。大家自然而然地以为，教育程度若有任何致命的影响，必定是贫困、失业等诸多因素的介入而导致的，而不是求学经验本身带来的后果。

我在本章开始提出证据，说明这种假设不但误导公众，也不正确。即使收入水平维持不变，教育程度本身依然会对人的寿命造成重大影响。然而，迄今所谈统计上的证据，并没有将教育程度对于人的寿命造成如此重大影响的个别因素拈出来。其实，光靠着相关数据本身想要独立出这类因素是极度困难的。

例如，若说纽约市区马路上的温度跟斐济群岛居民的出生率有关联，就太不可思议了。纽约市区马路的温度和中央公园里头麻雀数量有何关联，说不定找得出来。第一项关联最有可能在统计数据上单独出现，至于中央公园的麻雀数量与马路温度之间，却可能会有一个共同因素——那就是纽约当地季节性的气候变化。

相关的数据虽然有限，但是从本章所举医疗数据的种类、一致性和纯粹的数量来看，教育程度和各项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偶然存在的。子宫颈癌、高血压、心脏病、淋巴腺癌、自杀、凶杀、酒瘾、滥用管制药物、胆固醇指数过高和车祸事故等，如果和教育程度没有强有力的共通点，就不可能显示出同样的关联。

即使我们以为统计数据指向某个共同的基本因素，他们却未纯然无误地指出那个因素是什么，是单数还是多数。我的假设是，最大的元凶就是沟通型疾病的危险性升高和不具形体的人际对话，两者都导源于过度的羞愧、耻辱与从而导致的孤单寂寞问题。但是这么复杂的假设不可能光靠相关数据来证实。

的确，别人可以从完全相反的角度提出反驳。例如，他们可以主张，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现在的教育体制是个灵敏度很高的筛选系统，对于达尔文“适者生存”的理论做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旁证。这个观点虽然没有多少可信度，事实上他们还是可以辩解说，退学的孩子无论智能、情感还是体能，都不适合待在学校。那些体重超重、抽烟、酗酒或滥用麻醉药品、较少运动或容易发生事故者，简单地说就是智能不足——这可能是对的。同样的，说退学孩子之所以肥胖，纯粹是因为智商不高，这也是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共同原因——这或许也是对的。

虽然我完全不认可这些说法，但别人仍可能更大胆地断言：也许退学孩子太笨，无法照顾自己。要看一个人活得长不长，也许智商测验或学业性向测验的分数是最为敏感的指标，因为智商、学业表现总是与生存能力息息相关。

我丝毫无意暗示上述数据无用或毫无意义。恰恰相反，就是有了这类数据，才能使研究更为深入。教育程度与人寿命长短前后一贯的关联性，需要我们对这个现象做进一步的探讨。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章所检讨的整体健康倾向，会让人想到曾经引起争议的吸烟行为与心脏病、癌症的关联性。吸烟与癌症、心脏病之间，早在这种关联被人确切了解之前，就已被人们广泛接受。事实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认知，才使得科学家发出了警告。

然而，这种关联性的存在纯粹是偶然。吸烟只是依附在某个尚未独立出来的第三因素上，使香烟对健康造成的危险被人长期认知。但烟草公司仍旧继续做着广告，销售他们的产品。美国政府花费数十亿美元补贴，鼓励烟草种植和采收，但与此同时也耗费数百亿美元与心脏病、癌症作战。为了通过科学手段证明吸烟对健康的危害，香烟里的致癌物以及对心脏有害的物质必须找出来。

这些数据带着天生的局限性，加上我们对这种因果关系做了若干特殊性质的认定，使得情形更加恶化。与香烟中的特殊致癌物质和对心脏有害的物质不同，破坏一个人交往沟通能力的求学经验，不太可能提取出类似化学物质的任何有害成分。问题的解决也不可能像“请勿吸烟”的警告牌那么简单。